知情者讲述毛泽东的真实生活：“享用”了7两燕窝

登高的温石

财产篇
工资经常不够用
稿费只有百万元
工资和江青AA制
现在回想起来，吴连登觉得给毛泽东当“管家”时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很多人不信，国家主席还这么紧张？”他甚至听到一种说法——1961年时，毛泽东一个月的伙食费开支是654.82元，相当于50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伙食费。“这都是胡说！”
我记得，毛主席原本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每月610元。1958年之后，国家遇到了困难，他就带头把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前，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
这404.80元里面，每月的固定开销就有200多元：党费10元；房屋以及全套家具的租金84元；（李敏、李讷）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后来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有一个姐姐也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还有冬天的取暖费3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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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主席还有几大开支：
一是吃饭，全家人每月在这方面要花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钱。有时请一些民主党派的朋友吃饭，比如黄炎培、章士钊等，也是主席自己掏钱。甚至去外地出差，不少人觉得能请主席吃顿饭是莫大的荣幸，但我过后都会把饭钱补上。这是主席的硬规定，没人敢违反。他说，如果他走到哪里都付账，下面的人谁也不敢吃饭不付账。
二是烟和茶，烟每个月要花将近100元，茶要花几十元。主席在外面开会，我总要带着茶叶去。如果没带，就算是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临走前也要付给他们2角钱。
江青的工资也是我管，每个月243元，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我叫二号账，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也就是现在说的AA制，这是主席交代的。所有的采购花销由我来办，晚上回来记账，从牙膏、手纸到菜钱，每一样都要详细记录。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每个月要在这些账本上签字，然后定期拿给主席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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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想了解毛泽东是否有其他方面的补贴收入，吴连登很干脆地回答：“没有。”他说，自己和其他工作人员出差、加班倒有补贴，“但主席除了工资，没有任何一点额外收入，他说他不能开这个头”。这一点，有时让吴连登这个“管家”颇感为难。
每次钱不够用时，我只能拿着账本去找主席，逐一向他汇报这个月的开销。主席一看我这架势，就会问，“钱又不够用了？”然后我得打一份报告，并在后面附上详细账单，请主席签上字，才能到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以下简称中办特会室）去领主席的稿费。不过，总不能月月如此吧？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职了。所以我说，这个家不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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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费只存在中办特会室
有段时间，关于“毛泽东稿费高达1亿3千多万元”的消息在一些报刊上传得沸沸扬扬。为核实此事，吴连登特意拜访了中央办公厅原主任汪东兴、原中办特会室会计郑长秋。当时，两位老人虽然精神很好，记忆力也很准确，但毕竟年事已高，不能频频出面澄清，便委托吴连登将他们了解的真相转述给记者。
郑长秋生前一直负责主席稿费的收入、支出账目，对此事最有发言权。
到毛主席1976年9月逝世，他的稿费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肯定是准确无误的。到1983年底，因为存款利息上调，稿费比原来多出33万元，变成157万元。但怎么可能变成1亿多？这谣一定要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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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在世时，汪东兴对稿费管理得非常严格，每次稿费的收入和支出都由他签发，从来没有乱批过一分钱。关于稿费的使用情况，他每半年要向主席书面汇报一次。
当年，主席的稿费主要用于资助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每年，他会从中拨给章士钊、王季范（教育家）各2000元。远在湖南老家的亲属偶尔来京看望主席或看病，食、住、行等费用都由主席个人负责；偶尔主席工资不够，才从稿费中开支。还有就是不定地给老家亲戚寄点钱，数额非常少，仅作解决临时温饱之需。
至于有媒体说，“1976年12月底，汪东兴在清理毛泽东私人财产时发现，毛泽东存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稿酬累计存款为7582万余元，是用‘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的名义开户的”，以及“毛泽东以个人姓名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账上通常存有八九十万元”，汪东兴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批驳。
毛主席放稿费的地方，既不是什么“中共中央中南海第一党小组”，也不是在什么中国人民银行“中南海支行”开设的户头。党小组怎么能保存毛主席的稿费？讲不通嘛！中南海什么时候有银行了？这些人真会无中生有。他的稿费实际上只存放在一个地方，那就是中办特会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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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次，我到主席那里办事，谈起稿费问题。我说：“您的稿费不能总存在特会室名下。”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稿费是党的稿费，老百姓的稿费，不是我毛泽东的稿费。”我说：“那将来孩子们怎么办？”主席说：“孩子们长大了，他们为人民服务，人民给了他们一定的待遇和报酬，能自己养活自己。”
1974年，经毛泽东批示，工作人员共从稿费中取出3.2万元，分成4份，交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作为生活补贴之用。这或许是唯一一次拿稿费补贴家用。吴连登向记者讲述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这件事的起因，是李讷在1972年生下儿子效芝后，要靠每月几十元的工资维持家庭生活，还要请保姆、买奶粉，生活非常困难。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了，她找到张耀祠求助。张耀祠觉得李讷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写了张条子请主席批准。主席后来也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给多少钱？”张耀祠说：“这回李讷开销小不了，给个几千块吧。”主席这才同意从稿费中支取8000元给她。
当时，我担心李讷万一用过了头，再开口要就难了，所以以她的名义往银行存了5000元，把剩下的3000元交给她本人。李讷当时感激得连声说“谢谢”。之后，出于对亲属的一视同仁，主席又分别给了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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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了7两燕窝
吴连登“管家”的范围，还包括管理毛泽东的礼品。
给主席送礼的人，有世界各个国家的元首，还有国际友人。比如金日成主席，几乎每年都会给毛主席送来几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苹果、梨和无籽西瓜，大的西瓜重达五六十斤，退回去肯定不合适，他就让秘书开一个名单，将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领导人。还有些礼品，比如珍珠玛瑙、金银翡翠，不管多珍贵，主席一律要我送到中南海礼品库登记、备案，从不据为己有。他总说：“这些东西不是送给我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你吴连登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
有时候，我会趁着主席晚上在院子里散步，把礼品摆在藤椅上，逐个给主席汇报、对账。吃的东西，如果数量多，主席一般让拿到食堂去卖，再把钱寄还给送礼的人；数量少，就送给司机班或别的人。没有一次说给李敏、李讷的。
在礼品库中，仅金表就有10块，都是外宾来访赠送的瑞士表、罗马表等高级货，毛泽东都没要。陪伴他走过30多年的，是郭沫若送的一块欧米茄手表。对这块表的来龙去脉，吴连登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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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以前，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他一下飞机，郭沫若就发现了这一点。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手腕上摘下来，主席也欣然接受。这之后，主席一直戴着它。直到1969年，表越走越慢，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我才向礼品库借了一块金表给主席暂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我的表修好了就把金表还回去。”金表借用了两个月，我就还回去了。
1964年前后，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侨胞的浪潮，我国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他们。为表达感激之情，侨胞们给主席送来31.5公斤燕窝。那种极品燕窝，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一斤，现在更是难得一见。但主席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人。”
1975年，我看到年迈的毛主席行动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衰竭，就向张耀祠提出给主席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张耀祠找到人民大会堂的党委书记，发现当年的燕窝还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我打了收条把它们取回中南海，每次瞒着主席在汤里加一点。直到去世，他都不知道自己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窝中的7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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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578px][tr][td]“这些年，社会上有很多对主席的不实言论。他的子女可能不方便出来回应，但如果我们也保持沉默，就太对不起主席了！我们有生之年，还是要尽力多讲一讲，还主席一个清白。”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说：“我们不能沉默了，知情者有话要说。”[/td][/t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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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毛泽东在杭州赏花。（钱嗣杰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