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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主持了一场题为“社会参与和市民共享”的迎世博论坛,论坛引起了我对世博会的公共性的思考。 1851年,英国伦敦举办了第一届世博会。当时的主办者提出了“艺术和工业创作并非某个国家的专有财产和权利,而是全世界的共有财产”的理念,使世博会从诞生之日就拥有了很高的价值起点,对“公共精神”的诠释和追求正是世博会的基本特征。
当英国举办第一届世博会时,上海还是一个20万人口的小县城,作为《南京条约》划定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英国人在外滩区域建立了英租界。那时的中国积弱积贫,战乱频发,那时的上海人见到洋人还倍感新奇,更不知世博会的召开。当英国人在讨论“公共精神”时,上海人只知道公共租界。
人们的公共精神,需要在像样的公共场所通过公共行为才容易被激发和培养,而城市是培养公共精神的最佳集散地。但是古代中国是传统农业社会,民众没有机会获得公共意识的启蒙。公元1868年,中国第一个“公共园林”——黄浦公园才在上海建成,虽名为“公共公园”,却不是任何人都能进入。有关史料介绍,当时的公共公园是英租界的一部分,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规矩正是当年英国驻沪领事致上海道台的一封信作出的决定。这一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事件,一方面说明当时民众共享社会成果的公共意识主要由西方传入我国,另一方面说明一个民族若不争取平等独立的发展机会,免受欺凌屈辱已属不易,更遑论与他人共享文明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除了激发维护民族尊严争取民族权利的意识觉醒外,也引发了国人公德意识的内省。洋人限制华人入公园很重要的一条理由是:华人不守公德,摘花践草。据史料记载:在公共公园允许华人凭券入园后,华人“有挟妓以入者,此已犯西人之所忌,而妓又爱花成癖,往往一见鲜花,必欲折取”;“中国人入适园后,往往不顾公益,任意涕唾,任意坐卧……”当时中国的文人学士就曾发出“华人如此不洁,如此不讲公德,实无入公园之资格”的批评。现在想来,当时的中国人对城市和公共场所实在陌生,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了。
时隔一个半世纪,历史早已翻开新的篇章。2010年,世博会将由中国上海举办,这恰是对当今上海人公共精神的一次大检阅。它可以体现在不随地吐痰、不乱穿马路、不在公共场所喧哗;也可以体现在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承担、讨论及决策,最终体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平等富足地共享社会文明成果。我们是否经得起检阅?我们是否能以良好的公共精神诠释“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会主题?如果需要补课,现在正是时候。(洁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