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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张贤亮的追悼会在银川举办，远在香港的老友郑介初托人送了花圈，他们已经认识40余载，那时在银川的两人一个扣着“右派”的帽子，一个“反革命”的帽子没摘。郑介初称二人w为“难友”。
郑介初在收藏界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叫“哲夫”，是个收藏大家，多次担任宁夏政协委员。
9月18日，郑介初曾去看过张贤亮，隔着张贤亮的影视城镇北堡，竟成了永别。郑介初跟人开玩笑，以自己跟张贤亮的交情，进镇北堡是不要门票的，张贤亮还会亲自去接。过去数年，郑介初多次造访镇北堡，影视城的一面墙上还有他的签名，那是张贤亮问他要的。
有人告诉郑介初，张贤亮重病，在化疗，见不了人。郑介初没有坚持见，“癌症患者后期是不想见人的，我也是癌症”。
去年十月，张贤亮查出肺癌。之前有媒体去银川采访，张贤亮的助理马红英说：“他现在正在修养，除了家里人，谁也见不到他。”记者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把自己和外界隔离起来。
郑介初托人给张贤亮捎了句话，让他“好好活着”，“我们经历过生死的人，没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9月27日，已回到香港的郑介初接到电话，得知张贤亮已经去世。
“我们认识时，他的日子已经好过多了”
郑介初和张贤亮已有40余载的交情，两人相识于70年代，样板戏兴盛的时期。
1961年，郑介初因有“港澳台关系”被开除党籍，以中央直管“右派”的身份下放到宁夏博物馆。郑介初讲在被扣上帽子的时期，他的日子一直比张贤亮好过，而他们认识时，张贤亮的日子也已经好过多了。
1957年，张贤亮因所写的《大风歌》遭批判，被下放到银川市附近的“西湖农场”改造，后来释放到“南梁农场”就业，绰号“老右”，每天干五六小时的体力劳动，重压亦无女人，青春的“荷尔蒙”无处释放。张贤亮后来在《亲历历史》中回忆这段和普通农工一起的经历：“像一只羊和一群狼、至少是一群狗一起在荒原上觅食一样，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可想而知。”
60年代初，张贤亮冒过一次险——从农场逃亡。在小说《我的菩提树》里，张贤亮记载了这次一个月的逃亡：“刚刚逃出了几天，劳改队外部的社会现实就教训了我，让我认识到这次逃跑是极端错误的。”
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张贤亮的罪名从“右派分子”升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被一辆吉普车从南梁农场又押回西湖农场劳动改造。改造的三年里，张贤亮也暂时躲过了“文革”的波及。
1968年春节前，张贤亮第二次劳改释放，回到“南梁农场”。“文革”的风波袭来，张贤亮被“群专”（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关进了“牛棚”。此时，张贤亮的绰号已经变成了“老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日后再回忆起这段日子，张贤亮倒觉得是平等的，“我跟当初把我送进劳改队的农场场长、书记、干部们居然能称兄道弟，相互称呼老张、老王、老李。夜里睡觉前，我们还会聊些与政治无关的话题，在吃喝拉撒睡方面彼此交流经验，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还会争论一番，颇不寂寞。”
一年后，“南梁农场”的“牛棚”解散，张贤亮迎来了“一段幸福的日子”，他自称日后常常怀念。除了每天十分钟故作正经的班前学习会，读社论或毛泽东著作，剩余时间“磨洋工”和娱乐活动。娱乐活动上讨论最多的是和性有关的话题，张贤亮也在那个场合收获了丰富的性知识。他们避开讨论一切跟政治有关的话题，因为“越下流就离政治越远、越保险”。
从省博物馆到展览馆再到文化馆，郑介初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组织上已经允许他做摄影的工作了。张贤亮和郑介初的轨道愈发接近。
“一看他就是知识分子”
郑介初所在的文化馆组织样板戏汇演，张贤亮为农垦队伍的样板戏编排导演，郑介初为汇演团队摄影。不过，两人都不能在各自作品上署名。“让我们出来工作，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初识时，两人一人一件破棉袄，洗得干干净净，郑介初拴了根军皮带，张贤亮用的是草绳系。“一看他就是知识分子，我也是知识分子，看得出来。”郑介初跟张贤亮讲，不能用草绳系，人落魄时也要样子，要弄得干干净净，“他本来就很讲究”。“虽然落魄了，但人要有点尊严，我们又不是坏人。”早年家庭生活的影子刻进去了骨子里，是抹不掉的，即便在落魄时候，郑介初也认为人应该活得有尊严，干干净净。
1936年，张贤亮出生在江苏的一个世家，小时候生活在上海租界的花园洋房里，仆人管他叫孙少爷。进门有人换鞋、换大衣，一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的摘手套。倘若跟“下人”玩耍是要受到责骂的。张贤亮的家里有两辆车、两个司机、六个厨子、一个英国管家和一个教书先生。
郑介初早年过得也是这样的贵族般的生活，懂得尊严和优雅，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懂得收藏，而人们提到他的收藏传奇时往往也会从他的十多岁开始追溯。共同的生活背景，让郑介初和张贤亮很自然就熟识起来。
他们偶尔偷偷用上海话聊天，也不敢太张扬，“我们都有无形的‘帽子’，属于被监督的对象”。郑介初和张贤亮平时都老老实实的，活得很小心，“你不老老实实就出不来了”。对于他们来说，即便作品不能署自己的名字，能干点喜欢的事也是好的，是要加倍珍惜的。
郑介初和张贤亮去到一个角落，换一两只烟抽抽，聊得最多的是农场吃的怎么样，“那时填饱肚子吃好就是最大目标”，别的也不敢多聊，双方的背景也不敢多问，大家能从对方身上默契的“嗅到”相同的气质。
时间很快到了1976年，命运的轨道开始分离，郑介初和张贤亮这对“难友”分开。
“那时他身边已经有很多人围着了”
1976年，“文革”结束。年底，郑介初的母亲着手帮其办去香港的手续，1977年郑介初以“接受父亲遗产的名义”到了香港。
谢晋导演的《牧马人》是根据张贤亮的小说改编的，张贤亮记录过那段历史。郑介初说自己的经历和电影《牧马人》里男主角的经历很像，有海外关系，父亲也曾到北京饭店。不过，电影里的男主角最终在父亲去接时留在国内，而郑介初去了香港。
郑介初去香港前，40岁的张贤亮从劳改犯人成为管制分子，是挣工分的农业工人，但头上的“右派反革命”帽子还没摘掉。
后来，张贤亮写小说，给杂志社投稿，发表得很快。1979年，银川当地一家文学杂志连发张贤亮的三篇小说，同年9月28日，在农场子弟学校教书的张贤亮接到了一纸通知，告别了长达22年之久的右派生活。
张贤亮在银川一家文学杂志担任编辑，3年后，成为宁夏文联主席，不断有人将其作品改编成电影。他曾连续4年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自八十年代开始，张贤亮的命运发生转折，成为了时代的“宠儿”，文化界、政界、商界，他都游刃有余。
郑介初再见到张贤亮时，他已经很风光了，“那时他身边已经有很多人围着了”。郑介初是宁夏政协委员，开会时，两人住在同一房间，聊着过去的生活，忆苦思甜。有次，张贤亮去香港，郑介初看他忙得抽不开身，只跟他吃了顿早饭，“没时间寒暄”。
九十年代，张贤亮创建镇北堡影视城，从日渐繁荣的市场经济里赚得盆满钵满。郑介初回银川时，都会去转转。让郑介初印象深刻的是，谢晋导演改编张贤亮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成电影《老人与狗》，郑介初有机会跟张贤亮去到农场。
张贤亮、郑介初和谢晋、斯琴高娃去到张贤亮改造的农场看看，农场招待吃饭，一大堆人给张贤亮敬酒。斯琴高娃让敬酒的人说说他们当年对于一个劳改犯做了哪些好事，“结果排队敬酒的人少了一大半”。剩下的人每说出一件曾对张贤亮做出的好事，斯琴高娃就敬一杯酒。有人说张贤亮生病时，自己给他下了碗挂面，还放了个鸡蛋，斯琴高娃为此专门唱了首歌。
在《老人与狗》的拍摄现场，缺个乡村教师的临时演员。谢晋挑中了张贤亮，郑介初和一旁的人便起哄让他演。张贤亮也没推脱，坐下来吃完羊肉泡馍后，拿袖子擦嘴，“穷的乡村教师就是这样，吃完拿袖子擦擦嘴，袖子又脏又亮，这简直是神来之笔”。为考验张贤亮的演技，斯琴高娃让化妆师给张贤亮化妆成乞丐，去集市乞讨，没想到回来时篮子里全是钱。
即便张贤亮当时已经很风光了，郑介初认为那段时间还是很简单快乐的。这也是郑介初最愿意主动提起的。（凤凰网 叶宇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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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9-30 22:03: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