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是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迹

登高的温石

 盛况空前是一定的，一帆风顺就未必了。演了一个多月后，当时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长就出来横加干涉了，他批评北京人艺“走专家路线”，《茶馆》便被打入冷宫。其实，这位副部长粗暴的指责，恰好凸显了北京人艺赵起扬的远见卓识。《茶馆》的诞生和重生都有赵起扬书记的一份功劳，他是曹禺、焦菊隐、于是之等老一辈北京人艺艺术家的有力支持者。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9期，原标题为“答客难·话说人艺六十年”

　　【灯光暗，幕闭。

　　【首都剧场门前台阶，观众排队入场。

　　【童道明在台阶上踱步，张望。

　　【来客上，与童道明握手寒暄。

　　客：童老师您好，我是《文史参考》杂志的编辑。

　　童：您好。

　　客：今年是北京人艺建院六十周年，占用您点时间，咱们聊聊人艺吧。

　　童：行啊。人艺这座戏剧殿堂，可说的事情实在太多……

　　【两人并肩踱下，边走边谈，语声渐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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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是个奇迹

　　客：六十年来，你觉得北京人艺最值得我们重视的经验是什么？

　　童：我还是借用北京人艺奠基人曹禺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吧。曹禺说“北京人艺有很多经验，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艺术家们对戏剧艺术的痴迷热爱，对戏剧艺术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治艺精神。”这段文字出自他给《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一书写的序言。如果没有这种近乎“艺术至上”的精神，“北京人艺演剧学派”是构建不起来的。

　　客：能讲一个具体事例来说明这种艺术精神吗？

　　童：以《茶馆》为例。我记得1992年，在北京举行纪念人艺建院四十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新加坡戏剧家郭宝坤先生说了一句让我一直记在心里的话——他说：“《茶馆》是个奇迹！”我听出了郭先生的弦外之音：在1958年的中国，特殊的大环境下，居然能出现《茶馆》这样的戏剧经典，是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迹”。

　　客：这个“奇迹”是怎么发生的？

　　童：《茶馆》的前身，是老舍写的《秦氏三兄弟》，有配合当时普法宣传的意图。曹禺、焦菊隐等人听老舍读过这个剧本后，认为第一幕第二场在茶馆里的戏非常生动，其他几幕不太精彩，建议老舍就以第一幕第二场为基础，改写一个新戏。茶馆这样一个地方，作为戏剧场景，有可能反映出中国社会半个世纪的变迁。老舍听从建议，三个月后新作脱稿，就定名《茶馆》。

　　从《秦氏三兄弟》到《茶馆》的蜕变过程，彰显了北京人艺老一辈艺术家“对戏剧艺术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治艺精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担任人艺院长的曹禺和总导演焦菊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演员于是之也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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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你的意思是，演员的表演对于《茶馆》这个“奇迹”的诞生，也有重要作用？

　　童：演员的表演是在剧本搬上舞台之后才起效，我指的是《茶馆》剧本修改过程中，于是之曾给老舍提过很多极有价值的建议。还是让我引证于是之自己的叙述吧——

　　【追光灯亮，1994年的于是之上。

　　于：《茶馆》剧本1956年交稿，1958年才演出。中间有一个酝酿的时期，老舍先生的稿子几次读给我们听，现在我只记得，有一稿最后落在茶馆说书上。说书人是个革命者，以说书的面具宣传革命，不幸暴露，王掌柜掩护革命，救了“说书人”和“听书人”，自己饮弹牺牲。

　　老舍先生问我，对剧本还有什么意见。我那时只提了一点：我希望戏的最后有一小段“几个老头话沧桑”的戏，然后王利发就拿着一个他常用的道具进屋上吊了。

　　我说得不大气足，老舍先生“嗯嗯”两声就没别的了。不料几天以后，先生写出来了，不是一小段，而是王利发、秦二爷、常四爷三位一生的掏心的话，是他们最后的倾诉。这一段戏，成为《茶馆》的华彩乐章。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于是之说完下场。

　　“话剧民族化”与小剧场运动

　　客：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于是之先生是在什么场合说这一席话的？

　　童：在他1994年写的一篇文章里，题为《老舍先生和他的两出戏》。这篇文章登在1994年第8期的《北京文学》上。

　　客：《茶馆》1958年公演，一定是盛况空前、一帆风顺吧？

　　童：盛况空前是一定的，一帆风顺就未必了。演了一个多月后，当时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长就出来横加干涉了，他批评北京人艺“走专家路线”，《茶馆》便被打入冷宫。其实，这位副部长粗暴的指责，恰好凸显了北京人艺赵起扬的远见卓识。《茶馆》的诞生和重生都有赵起扬书记的一份功劳，他是曹禺、焦菊隐、于是之等老一辈北京人艺艺术家的有力支持者。

　　客：如何看待焦菊隐对于北京人艺的贡献？

　　童：焦菊隐是二十世纪中国话剧艺术界的一位空前的戏剧革新家，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从西方舶来的话剧艺术，注入了中国的魂魄。这个理论，就是他在1952年排演《龙须沟》时提出的“心象说”。“心象说”实际上就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戏剧美学，对于当时一统中国话剧领域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进行了有效校正。有了这个洋溢着民族戏剧美学精神的理论，其后发生在北京人艺的一些“话剧民族化”的舞台实践才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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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刚才谈到的《茶馆》，恰恰是焦菊隐追求的“话剧民族化”的最高艺术体现。所以曹禺说焦菊隐是“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缔造者”。

　　客：在北京人艺六十年的历程中，有很多经典剧目，刚才谈了《茶馆》，如果让你选第二个经典，你会想到哪部戏？

　　童：当然是1982年11月5日首演的《绝对信号》。

　　客：为什么要把这个首演的日子特别提出来？

　　童：因为1982年11月5日，不仅是北京人艺的第一出小剧场戏剧的诞生日，同时也是中国的第一部小剧场戏剧的诞生日。我们知道，世界范围的小剧场运动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发轫的。在中国，我们的起步整整落后了三十年，但毕竟在1982年11月5日这一天，中国小剧场戏剧运动宣示了自己的开始，这无疑是北京人艺对于中国现代戏剧作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贡献。这就是为什么北京人艺在今年，既要庆祝建院六十周年，也要纪念《绝对信号》演出三十周年。

　　当然，这个日子对于林兆华导演也有特殊的意义。他作为一个著名的戏剧革新者，正是在1982年11月5日这一天，借着《绝对信号》成功首演的东风，扬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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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院墙的艺术家

　　客：还有什么事例能说明北京人艺在中国剧坛的独特地位？

　　童：北京人艺在艺术上的代表人物，其意义一定超越北京人艺的院墙，而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比如，北京人艺第一代导演的代表人物焦菊隐，新一代导演的代表人物林兆华，都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导演。北京人艺第一代演员的代表人物于是之，新一代演员的代表人物濮存昕，也都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好演员。

　　客：提到于是之和濮存昕，我知道你和这两位演员都相熟，能说说他们的成功之道吗？

　　童：他们都有高尚的演员道德，和高尚的文化追求。在他们看来，戏剧的艺术追求与文化追求是一致的。

　　客：能说得再具体一点吗？

　　童：于是之在《一个演员的独白》这篇文章里，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艺术目标：“我们所创造的形象必须是一个文学的形象、美术的形象，可以入诗、可以入画的形象。”他还说：“一个玩世不恭的演员，连一个玩世不恭的角色都演不好的。”我想，濮存昕会完全赞同于是之老师的这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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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我发现很多外地来京的话剧团体，都很想在北京人艺的首都剧场演出，这是为什么？

　　童：我想起2006年5月17日，香港话剧团在首都剧场演出《倾城之恋》的一个情景。演出结束谢幕的时候，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毛俊辉走上舞台，对台下的观众说：“我们香港话剧团能在首都剧场演出，深感荣幸，因为伟大的于是之、朱琳、英若诚、林连昆曾在这个舞台献艺。”

　　我也想起1998年春天，姜文在演话剧《科诺克》。我问于是之老师是否想看姜文演的戏，他说愿意，我就把消息反馈给了姜文。姜文听了很高兴，但又说：“我们现在在海淀剧院演出，这个剧场不适合于老师来看，等我们到了首都剧场，再请于老师来看。”

　　我记得于是之去首都剧场看姜文演的《科诺克》是在1998年2月14日，那天正好是情人节，不少观众手里拿着玫瑰花向于是之致意，这是于是之最后一次走进首都剧场。不久，于先生就病了，他现在还住在医院里。听于夫人李曼宜大姐说：今年春节姜文也去医院看望过老于。尽管于先生已经完全失忆，认不得人了。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特别提及于是之先生，还有一层意思：六十年前，北京人艺上演的开幕大戏《龙须沟》，主角程疯子的扮演者，就是于是之。

　　【对话声渐弱，大幕缓缓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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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