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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对官场习气有近乎本能的警惕,自己拒染,也督责孩子。他曾写信给儿子纪泽:“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
“极俭”到“略丰”之间,空间很大,足够腾挪。这样的自奉标准,说不上严苛,却有底线。 “太丰”就破了底线,那是曾国藩不敢逾越的规矩界限。如今官场夸夸其谈的所谓“不能”、“不想”、“不敢”等美妙理想,在曾国藩那里,一个“不敢”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原因简单,他的“不敢”,不是不敢碰触官场红线,而是不敢逾越内心戒律,即“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人,到了内心无戒律,只靠外力束缚行为之时,只怕就难了。
这就见出君子人格的重要。君子的“止于所当止”,不是他人不许,而是自己不敢。
曾国藩的自我规定中,起点就是“君子”。怎样才成君子?君子的起点是“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这是他写于家书的原话。由此可成“君子之德”。
李瀚章编撰、李鸿章校刊的《曾文正公家书》五十余万字,可谓千言万语,归根结底是一个指向,要训导儿女子孙养成君子德性。观其家训,首篇开笔就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如此自白,既是言教,更是身教。言教、身教之外,曾国藩还把自家宅院建成了一处君子之德养成所在。
曾国藩故居在今湖南双峰县荷叶镇(旧属湘乡),名富厚堂。院落宽敞、豁亮、朴素、端庄,有“中国最后一座乡间侯府”之誉,无丝毫华贵气息。通体不见雕琢,只见素面朝天。一座宅院内,三座藏书楼,藏书最多时,三十多万卷,可见主人读书之勤,也可想其督责子弟之切。
尤其可贵的,是曾国藩倡导的读书明理。“万卷藏书宜子弟,一尊满意说桑麻”是曾国藩故居内今天可见的手书楹联之一。读破万卷,不为登科取士,只作农事活动中的修身齐家之道。为促儿女谨记,曾国藩把这一导向提升到“家风”高度。他题写的另一楹联上句为:“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也说明其乐见晴耕雨读、半耕半读的家园场景。
为达“读书明理”之境,曾国藩手不释卷,“看读写作一日无闲”。其阅读体验中,看和读是不一样的。他写信给儿子纪泽说:“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
如此“看”“读”之别,若不是曾国藩在家书中晓谕子弟,恐怕任谁也难说与他们听。他写家书,既做一般指导,又能因材施教。读儿子纪泽的文章,他觉得“笔下枯涩”,便要求“尔明春将胡刻《文选》细看一遍,一则含英咀华,可医尔笔下枯涩之弊;一则吾熟读此书,可常常教尔也。”
曾纪泽后来成为国之栋梁,与曾国藩的苦口婆心、耳提面命大有关系。毛泽东感叹“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也确有所据。
(《曾文正公家书》,中国书店,2011年9月第1版)
(《曾文正公家书》,中国书店,2011年9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