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典走向大众——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传播及启示

中油运输朱炜

来源：

《党的文献》2013年第3期

从经典走向大众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传播及启示 陈答才 任晓伟 [摘要] 1939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诞生后，得到广泛传播，对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其中的核心观点逐步体现到党的建设伟大实践之中；各抗日根据地不断翻印，自发进行学习。但是，在“文革”中这一著作受到错误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严重曲折和深刻教训。梳理这一曲折反复的历史过程，能够为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借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成果为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不仅包括党的领袖人物，还包括广大党员群众，是积极互动的双重主体。

[关键词]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的一部经典著作。这部著作不仅包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资源，而且在广泛的传播过程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的有机统一和完美结合。研究其传播及启示，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诞生后，得到广泛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典范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一部经典著作的生命力，既体现为它所具有的思想上的创新性和深刻性，又体现为它在无产阶级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力。《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这样一部著作。它以培养党性观念为目标，着眼于改造党员个体的内心世界，阐述了一整套富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这是刘少奇以一个老党员的经历长期思考党的思想建设的产物，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结晶。这部著作在极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最初成型于1939年7月8日、12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的专题讲演。由于这一讲演立足于对党员个体内心世界的观察和分析，因此在讲演过程中引发了听众强烈的震撼。一位学员在回忆聆听讲演的感受时说：“刘少奇同志讲解《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由于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紧密联系实际，教育深刻，很受欢迎。我印象最深的，是讲了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在改造世界及在进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同时改造自己。即不断进行锻炼、学习、修养、提高，克服自己身上存在的旧社会和剥削阶级中带来的各种毛病与缺点。并具体提出党员要进行马列理论上的修养，立场、观点、方法上的修养，道德、品质及工作作风上的修养等等。完全不是指脱离实践、闭门修养。在学习中，我曾写了一首诗：‘征途实践出真知，品德兼优百炼时。精琢细磨雕玉石，凌霜傲雪岁寒枝。’”（郑星燕：《回忆延安马列学院的峥嵘岁月》，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09页。）另一位学员在回忆当时的感受时也说：“少奇同志对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表现举例说明，对我震动很大。”“我因水平所限，当时还不能全部理解，只是对自己敲起警钟。少奇同志所指出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自己力求克服，尽量少犯。”（李铮夫：《探索真理》，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第170—171页。）为了进一步满足广大党员群众的学习需要，继《解放》周刊连载了刘少奇的讲演稿后，1939年11月延安新华社出版了这一著作的单行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发行后，在传播路径上呈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其中的核心观点逐步体现到党的建设伟大实践之中。1941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指出：“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的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3页。）这鲜明地体现了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党性观点的吸收。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中引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关系的观点。（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页。）1942年4月，中央宣传部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对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态度，对待党内斗争的态度”三部分列为整风文献，供全党学习，并且在学习的基础上“决定举行普遍考试一次”（解放社编《整风文献》（订正本），新华书店1949年发行，第5页。）。1949年，为了推动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顺利转变，刘少奇修订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与毛泽东的著作一起成为全党在新形势和新任务下开展学习的重要经典，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重大历史关头加强自身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各地自发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一著作1939年初版后，很快就销售一空，当时在延安又印了3次。（参见王双梅：《刘少奇与抗日战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与此同时，各抗日根据地也不断翻印。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华中新华书店、中共胶东区党委宣传部、冀中导报社、辽东建国书店、晋绥新华书店、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山东新华书店、太岳新华书店、大连大众书店、渤海军区政治部等都先后翻印过这一著作，有些地方还不只翻印一次。据笔者粗略统计，各地翻印的版本不下40种。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前《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已经开始在海外传播。1945年新加坡新民主文化服务社以《1939年7月8日在马列学院的讲演》为题进行了翻印；1949年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也予以翻印。此外，一些地方在翻印过程中，连著作的名称也发生了改变，比如1948年大连大众书店翻印为《论革命家的修养》；还有一些版本没有出版社署名，比如，1948年翻印的署名宣传部的《党员修养》，1940年翻印的《论修养》等。从数量上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中共领导人单行本著作中发行量最大的。1962年刘少奇第二次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进行修订。经过这次修订，结构更加合理，语言更加流畅，对重大观点的表述更加科学，也更加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条件下党员修养的需要（参见任晓伟：《〈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2年修订版考述》，《国史参阅》2009年第3期。）。因此，1962年后发行量更大。《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巨大的发行量，体现了广大党员群众发自内心的学习需求和对修养党性的追求。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广泛传播，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很多党员群众正是通过阅读这一著作认识和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这些艰深的理论问题，并将其中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转换为改造自身和改造实践的思想指南。在战争年代，许多优秀党员是怀揣着这一著作走向战场的。在和平建设年代，许多优秀党员是通过不懈阅读这一著作来增强自己的党性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的。1964年，焦裕禄去世时床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的合订本，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解放前担任延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的黄树则曾深情地说：“一想起少奇同志，就会想起我们曾经熟读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一本深入共产党员之心的书。我们这一代，谁没有受过它的熏陶和教育啊！”（《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页。）

二、“文革”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曲折传播 在“文革”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受到了错误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严重曲折。不过，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整体视角来看，“文革”中这一著作的命运，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曲折性，另一方面又客观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和路径仍在继续发展。

1966年“文革”开始后，批判的矛头很快就对准了刘少奇，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则成为批判他的“第一条鞭子”。1967年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不指名地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说这一著作“不要革命，不要阶级斗争，不要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1967年5月8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刊发了《〈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认为这一著作关于共产主义的描述与中外空想主义都是“一路货色”，“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篇文章发表后，全国掀起了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讨伐”狂潮。1967年4至8月《人民日报》共发表60多篇批判文章。“文革”中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批判，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基础之上的，折射出“文革”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总体进程中的严重曲折。

历史的发展往往是非常复杂的，任何对真理的偏离都会被历史以另外一种力量来平衡和矫正，尽管这一力量最初往往是隐蔽的，弱小的，甚至不被人所注意，但它一定会发展起来，并最终矫正对真理的偏离。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批判，便以另外一种方式推动对它的研究和对其基本思想的传播。同样以1967年4至8月《人民日报》刊发的理论批判文章为例。比如，1967年4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揭穿〈修养〉三次出笼的大阴谋》，从政治批判和“两条路线”的角度全面系统地梳理了这一著作产生以来的影响以及1949、1962年两次重要的修改，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研究史和传播史上第一篇关于版本的研究成果。再比如，1967年6月13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修养〉中描绘的共产主义是什么货色？》一文，主要是批判著作中描述共产主义的一段话：

“在那种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及黑暗、愚昧、落后等。在那种社会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有高度的蓬蓬勃勃的发展，能够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各方面的需要。那时，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与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者，人类中彼此充满了互相帮助、互相亲爱，没有‘尔虞我诈’、互相危害、互相残杀及战争等等不合理的事情。”虽然这篇文章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共产主义的描述进行批判，但是对于一个稍微具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的人来说，谁都不会否认这些描述正是一代代马克思主义者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和崇高目标。因此，这样的批判一定会被反思和重新认识的。正如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和理论工作者吴亮平所说的，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中，他们“肆无忌惮地践踏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遭到肆意篡改，使我们的党受到了空前的破坏，人民和国家遭受了最严重的灾难。历史的深刻教训告诉我们，《论修养》一书正是和这股反马克思主义的腥风邪气针锋相对的、是提倡马列主义正气的重要文献”（《吴亮平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页。）。

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重新恢复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地位并重新修订出版，这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刘少奇的第一部著作。1981年，经过20年的曲折，《刘少奇选集》上卷出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收入其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一著作开始以新的方式进行传播，它所阐述的共产党员修养的基本思想在新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于今天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胡锦涛：《在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8年11月12日。）。

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传播过程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产生后，其传播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被认为是一部“提倡正气，反对邪气”（1939年7月8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演讲，讲了《绪论》和《党员思想意识的修养》两大部分。毛泽东在审阅这两部分演讲记录稿后，给《解放》杂志编辑部写信，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应尽快发表。参见《刘少奇年谱（19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259页。）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到被认为是一部反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著作，再到重新被认为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致悼词，他在悼词中说《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育了全党的广大党员，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参见《在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上邓小平副主席致悼词》，《人民日报》1980年5月18日。），中间经历了巨大的反复。在这样的反复过程中，人们更加坚定地认识到，这是一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所应必读的书，是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党学说的好书，是对党内斗争、共产党员思想修养有独到见解的书”(莫清华：《重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读书》1980年第4期。）。

作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一部经典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特点在于它并没有讲太多的马克思主义大道理，而是紧紧围绕着革命时期党的建设这一主题，以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为主线，紧紧抓住了党员群众内心隐藏的思想世界。此外，著作中朴实却极富穿透力的语言文字，既体现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又具有中国传统式的道德教育的智慧，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传统道德精髓的有机统一。这是它能够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基点。但是，“文革”前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传播中出现的严重曲折给我们留下非常沉重的思考，即为什么在此前一直被作为培养合格共产党员优秀教科书的经典著作却被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虽然这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但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域中，却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成果为前提和基础。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曲折传播进程来看，要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避免马克思主义在大众化的名义下被庸俗化，首先取决于能否根据中国自身的历史条件来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提出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点，即能否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文革”中《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所受到的非理性的疯狂批判，关键的一点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进入了严重的误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走向庸俗化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误区后在社会思想领域中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着眼点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些观点对不对，而在于如何根据中国的历史条件去对待马克思主义。

第二，科学认识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曲折传播的背后，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即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体。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力量，但这种力量不是单向度的，而是积极的双重主体，即广大党员群众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力量。缺失了后一种力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将畸变为党的领导人的思想向广大党员群众单向的传播过程。如果这一思想符合中国实际，是正确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将会大大加快；如果这一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是不正确的，那么，这一进程将会遇到严重的曲折。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只是简单地让普通党员群众知道、了解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而且还要培养普通党员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立判断和认识。只有如此，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健康发展，这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曲折传播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刻启示。

［本文是2012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版本与传播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角》（项目编号：12A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陈答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任晓伟，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西安710062〕 （责任编辑：刘志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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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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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全文)
同志们：
　　我要讲的，是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现在来讲讲这个问题，对于党的建设和巩固，不是没有益处的。
　　一、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
　　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呢?
　　人们为了要生活，就必须和自然界进行斗争，利用自然界来生产物质资料。人们的物质生产，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社会的生产。所以，人们在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进行生产的时候，都要建立一定的生产关系。人类在和自然界的不断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然界，同时也不断地改造着人类自己，改造着人们彼此间的关系。人们的本身，人们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等，都是在社会的人们和自然界的长年斗争中不断地改造和进步的。在古代，人们的生活样式、社会组织、思想意识等，和现代人们的都不同；而在将来，人们的生活样式、社会组织、思想意识等，又会和现代人们的不同。
　　人类本身，人类社会，是一种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就产生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中，每个社会成员都作为一定阶级的人而存在，都在一定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生活，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人们的思想意识，反映着不同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在这些不同地佼、不同利益、不同思想意识的阶级之间，进行着不断的阶级斗争。这样，人们不但在和自然界的斗争中，而且在社会阶级的斗争中，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同时也改造着人们自己。
　　马克思、恩格斯说“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应该自觉地去经受长期的社会革命斗争，并且在这种斗争中改造社会，改造自己。
　　所以，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不变的、完美的、神圣的，不需要改造的、不可能改造的。我们提出在社会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任务，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任务。
　　我们共产党员，是近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是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现代担当者和推动者。共产党员是在不断同反革命的斗争中去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
　　我们说，共产党员要在同反革命进行各方面的斗争中来改造自己，这就是说，要在这种斗争中求得自己的进步，提高自己革命的品质和能力。由一个幼稚的革命者，变成一个成熟的、老练的、能够“运用自如”地掌握革命规律的革命家，要经过一个很长的革命的锻炼和修养的过程，一个长期改造的过程。一个比较幼稚的革命者，由于他：(一)是从旧社会中生长教养出来的，他总带有旧社会中各种思想意识(包括成见、旧习惯、旧传统 )的残余；(二)没有经过长期的革命的实践；因此，他还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敌人，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规律性。要改变这种情形，他除开要学习历史上的革命经验( 前人的实践 )而外，还必须亲自参加到当时的革命的实践中去，在革命的实践中，在同各种反革命进行斗争中，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加紧学习和修养。只有这样，他才能够逐渐深刻地体验和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规律性，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敌人和自己，才能发现自己原来不正确的思想、习惯、成见，加以改正，从而提高自己的觉悟，培养革命的品质，改善革命的方法等。
　　所以，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如果没有这后一方面，革命者要求得自己的进步，仍然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吧，几个共产党员一起去参加某种群众的革命斗争，在大体一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去参加革命实践，这种革命斗争对于这些党员所起的影响，可能完全不是一样的。有的党员进步得很快，甚至原来较落后的赶在前面去了；有的党员进步得很慢；有的党员甚至在斗争中动摇起来，革命的实践对于他没有起前进的影响，他在革命的实践中落后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又比如，我们共产党员中有许多人是经过万里长征的，这对于他们是一次严重的锻炼，其中的绝大多数党员都得到了很大的进步。然而长征对于个别党员的影响却是相反的，他们经过长征之后，对这样的艰苦斗争害怕起来了，有的甚至企图退却和逃跑，后来他们果然在外界的引诱下从革命队伍中逃跑了。许多党员同在一起长征，而影响和结果却是这样的不相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种种现象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来，是社会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中的反映。我们的党员由于原来的社会出身不同，所受的社会影响不同，因而就有不同的品质。他们对待革命实践各有不同的态度、立场和认识，所以，在革命实践中各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就在你们学校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形。你们在学校中受着同样的教育和训练，然而由于你们各有不同的品质，不同的经验，不同的主观努力和修养，因而你们就可能获得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果。因此，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的主观努力和修养，对于改造和提高革命者自己，是完全必需的，决不可少的。
　　无论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共产党员，或者是参加革命很久的共产党员，要变成为很好的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家，都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必须在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在各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去锻炼自己，总结实践的经验，加紧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不要使自己失去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这样才能使自己变成品质优良、政治坚强的革命家。
　　孔于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封建思想家在这里所说的是他自己修养的过程，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圣人”。
　　另一个封建思想家孟子也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
　　我们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必需有的修养。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革命的实践，不能脱离广大劳动群众的、特别是无产阶级群众的实际革命运动。
　　毛泽东同志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我们的党员，不但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莽，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养。有些党员受不起成功和胜利的鼓励，在胜利中昏头昏脑，因而放肆、骄傲、官僚化，以至动摇、腐化和堕落，完全失去他原有的革命性。这在我们共产党员中，是个别的常见的事。党内这种现象的存在，应该引起我们党员严重的警惕。
　　在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现以前，历代的革命者，—到他们进行的事业得到胜利和成功以后，少有不腐化、不堕落的。他们失去了原有的革命性，成为革命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物。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中，或者说得更近些，在近五十年的历史中，我们看到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在得到了某些成就，爬上了当权的位置以后，就腐化堕落下去。这是由历代革命者的阶级基础所决定的，由过去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在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世界历史上的一切革命，结果总是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由另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所代替。所以，历代的革命者，在他们成为统治阶级以后，就失去他们的革命性，反转头来压迫被剥削的群众，这是一种必然的规律。
　　然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对于我们共产党来说，无论如何决不能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是消灭一切剥削、一切压迫、一切阶级的革命。共产党所代表的是被剥削而不剥削别人的无产阶级，它能够使革命进行到底，从人类社会中最后消灭一切剥削，清除一切腐化、堕落的现象。它能够建立有严格组织纪律的党，建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国家机关，经过这样的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来和一切腐化、堕落的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不断地从党内和国家机关中清洗那些已经腐化、堕落的分子( 不管这种分子是作了多大的“官” )，而保持党和国家机关的纯洁。无产阶级革命的这一特点，无产阶级革命党的这一特点，是历代革命和历代革命党所没有的，而且也不能有的。我们的党员必须清楚了解这一特点，特别注意在革命胜利和成功的时候，在群众对自己的信仰和拥护不断提高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更要加紧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的修养，始终保持自己纯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而不蹈历代革命者在成功时的覆辙。
　　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我们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的。每个党员都是从中国社会中来的，并且今天还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还经常和这个社会中一切不好的东西接触。不论是无产阶级或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不论是老党员或是新党员，他们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这是不奇怪的。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
　　上面讲的就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的缘故。

鸿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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