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将私谊哭斯人 ,已无惆怅更无愁.--“品读”陈寅恪

中油运输朱炜

编者按
可能对于不少读者来说，提起陈寅恪，首先是那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对他的人生经历了解不多。陈寅恪的作品相对专，普通读者恐望而却步，不感兴趣或未读过也无可非议。关于陈寅恪的作品和文章其实足够多了，书友扬州梦钟情于陈寅恪，以下是她做的阅读摘录，按年份撷取陈寅恪一生中的片段。猜想这期微信阅读量不会多吧，因其内容的价值和供稿者的心意，理想国也是要支持的。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已无惆怅更无愁》。


敢将私谊哭私人
——《也同欢乐也同愁》中陈寅恪先生侧影

◆1894年
1894年夏，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我们的曾祖父右铭公时任湖北按察使，虽身在陆地，心系海上，深切关注战事，继以直隶布政使兼“粮台”为战事出力。中国战败，1895年4月在日本马关（今下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内容为割让台湾、澎湖等岛屿及一系列极痕度的不平等条款，右铭公闻讯痛哭道：“无以为国矣！”中日甲午战争史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转折点，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曾祖及祖父都无比痛心，立志维新救国。……他们有意将自家子侄送往国外学习，期望年青一代学成归来富国强国，拯救灾难中的国家。

◆1921年
1921年，父亲结束了在哈佛的研习，离开美国，重返德国，申请入柏林大学哲学门，11月3日入学，受业于东方学家、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Heinrich Lueders,1869-1943）教授，吕师治学领域广博，除精于古印度语文外，对碑铭学、多种古文字学也有卓越成就；法西斯政权想利用他的声望为其政治服务，他为人政治，不愿与纳粹合流，于是1935年悄然提前退休。[1]

父亲并努力学习藏文、蒙文、满文及西夏文、突厥文等古文字。在国外他还学习数学、天文等数理知识。1961年美延由复旦大学毕业，离开局上海前，蒋天枢先生向她出示父亲所寄存的一些练习本，大多是在德国学习各种语言文字的笔记，美延去了其中几册父亲演算微机分的练习本及天文星图，带回广州。美延素来知道父亲依止对此颇为爱好，并且想培养幼女对这方面的兴趣。所带回广州的练习本、星图，经历“文革”业已无存，幸而留在蒋先生处的本子，未遭湮灭。

◆1923年
父亲在德国柏林大学一如他在美国哈佛，学习非常投入。学习之余，节衣缩食想方设法买书，一切为了学成归国治学做准备。除了自己在国外搜购研究所需书记，还请妹妹新午筹款代他在国内购买。大伯父衡恪1923年去世以前，父亲给新午姑写过一封很长的心，论及自己的治学志向，付以买书的重托。他说：“我今学藏文甚有兴趣，因藏文与中文，系同一文字。如梵文之与希腊拉丁及英俄德法等之同属一系”。“我所注意者有二：以历史（唐史西夏），西藏即吐蕃，藏文之关系不待言。一佛教……”他要新午姑将此长信寄到北京，如北京有满蒙回藏文书记，定价便宜的，请大哥、五哥代他收购。他说：“我之久在国外，一半因外国图书馆藏有此项书记，一归中国，非但不能再研究，并将初着手之学亦弃之矣。”

◆1928年
这幅南注公的遗墨，是父母喜结连理最重要的纪念物，他们非常珍惜重视。父亲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请胡适伯父为此横幅题诗，胡伯父在九一八事变次日作《题唐景崧先生遗墨（陈寅恪先生嘱题）》，诗末云“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父亲收到后给胡伯父复信：“……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至今仅赢得一‘不抵抗’主义。诵尊作即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胡伯父的父亲为唐景崧属下，共同抗拒日本占领台湾。

◆1929年
父母婚后将近一年，便有了第一个女儿——流求，这个小生命的到来，给当时整个家庭带来了莫大的欢乐。

《马关条约》后台湾民众拥戴唐景崧为总统。我们的曾祖父陈宝箴、祖父陈三立和父亲祖孙三代人，对甲午战争我国战败，订立不平等条约，心中总是愤懑难耐、痛惜不已。虽然在流求出生的时候，台湾已被日本占领，但父亲始终认为台湾自古属于中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流求”是台湾的古称，于是把“流求”作为自己女儿的名字。

恰于第一个孩子流求出生前不久，父亲在故都北平古旧文物集散地的琉璃厂一古董店裹，“淘”得一枚旧官印，印文为“福建台湾巡抚关防”，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此印应为外曾祖父唐景崧任最后一位台湾巡抚时(1894年至1895年)使用过。据流求回忆：“在我约七岁多时，因病休学在家。一天，母亲带我坐火车往天津，去到一家银行地下室，打开保险柜的一个小抽屉，取出一枚暗灰色长方大印，母亲扶住印，让我放在手上掂量一下，感到分量挺重。母亲说：‘这印与你的名字有关系。’”此即“福建台湾巡抚关防”印。现在看来，父母对这方印的保护可谓煞费苦心。由于得到这方印章，父母便更要给第一个孩子起名作“流求”了。我们家现在仅存有这颗印的印谱，而银印本身父母有无,于何时取回，我们姊妹都不清楚，其去向就更不得而知了。

过了不到两年，1931年母亲生下不足月的婴儿也是一个女孩，命名为“小彭”。显然，“小彭”隐喻澎湖列岛(古时“彭”、“澎”可以通用)，是台湾海峡中的岛屿，为台湾的屏障与门户，我们可将其视作台湾的姊妹岛。长女名“流求”，次女名“小彭”，不仅听起来十分亲切，更有深一层的意思：要我们姐妹切勿忘记在当时被日本侵占，而原本属于我国的台湾、澎湖。

◆1931年
父亲去课堂授课，不提皮箧或书包，总用双层布缝制的包袱皮，包裹着书本，大多是线装书。用不同颜色的包袱皮，以示区分不同类别的书籍。工作归来，通常仍会伏案至深夜。在我们长大后，父亲多次对我们说过，即使每年开同以前一样的课程，每届讲授内容都必须有更新，加入新的研究成果、新的发现，绝不能一成不变。正如父亲旧日清华的学生梁嘉彬教授在《陈寅恪师二三事》文中追忆听课感受：“每堂皆自立己说，非好奇立异，目的实只在求真，对同学发生强烈启发作用。”“寅师授课，创见（Discovery）极多，全非复本（Reproduction）。”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已经占领我国东北的日本，欲进犯华北，乃至侵略全中国的狰狞面目日益明显暴露。国内各界公众，抗日救亡的情绪高涨。有些学者虽没有登高疾呼，没有慷慨陈辞，而是怀着国土沦丧的悲愤之情，更加专心致志地投入日常的教学与研究，默默从事传承民族文化命脉的工作。此时，历史考古方面，中国学者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取得重大突破，就是很好的例证。学者们的爱国行动，也表现在以极高的热情艰苦工作。父亲当时主要在清华大学任教，同时也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及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等；除了授课外，着力从事学术研究。1927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的十年间，父亲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五十余篇极具创新观点的学术论文，涉及中国中古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并有志写出更多学术专著，如一部新的蒙古史等。父亲研究学问总是精益求精，还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治学工具——多种语言，作为辅助。他在海外师从名师精深研修梵文及藏、满、蒙等语言文字多年，回国后在北平清华任教时，坚持每周六进城到东交民巷钢和泰教授家里，与他研讨梵文和佛教典籍。例如二十余年后他在《柳如是别传》中提到与钢和泰一同工作，利用梵、满、蒙、藏几种语言知识，研究《楞严经》的真伪问题，并得到结论；又如父亲在《论韩愈》中也提及与钢和泰一起研读《佛所行讃》，比较中文、藏文译本。他们工作很投入，经常过了用膳时间，父亲中午不能赶回姚家胡同吃饭。流求曾好奇地问父亲中午吃什么，父亲称赞一家饭店的豆豉蒸鱼，说是味道极好，令流求羡慕不已。

父亲常在课余时间和同事、老友谈天说地。一天家里做好了晚餐，掌灯已久还不见父亲回家，便出去寻找，才发现他在离家不远的小道上，跟吴宓伯父聊得格外投机，忘记了时间，后来这种事情还常有发生。一次吴伯父在我们家用晚餐时，邀我们全家到清华园教职员餐厅去吃西餐，父母原来不允许流求、小彭前往，经吴伯父一再说情才同意。事先父亲教了我们吃西餐的方法和礼仪，这是我们出生以来第一次到餐馆吃饭。有一道菜是奶油拌菠菜泥，表面不冒热气，流求就舀了一大勺，入嘴后才觉得极烫，因为刚学了用餐礼仪，不敢吐，非常受罪。为这顿饭，流求高兴了好几天，也记住了几十年。

◆1932年
在新西院36号住的这段时期，北墙上显眼位置，挂着请俞平伯伯父用楷书写的韦庄的《秦妇吟》诗卷。家具并不成套，父亲喜欢藤制家具，因此客厅里摆放着大靠背的藤椅。靠近东面有一张木质棋盘，父亲很少下围棋，偶尔跟一些叔叔伯伯或年纪较大的堂兄切磋一下棋艺。家中从未见打麻将牌。家人不吸烟，也不备香烟待客。

◆1937年
1937年7月末，北平沦陷。8月8日上午，日军大举开进北平城。从此，祖父的情绪与身体状态急转直下，终至卧床不起。家人焦急万分，请往日熟识的西医大夫来家针织。那段时间封可大哥几乎每天前来探视，他总是面容愁苦，言语不多。大表伯父俞大纯也常来问疾先与家人攀谈，述说外界局势不妙，到了祖父床前，却故作满心欢喜高声说：“姑爹好消息，今日又打了胜仗。”祖父开头几日听到打胜仗的消息，稍感欣慰，可后来发现哄他多进点饮食之举，又不肯进食服药，流求曾目睹大伯母几次捧着一碗流质食物进入祖父卧室，又原样端了出来。老人在弥留之际仍忧心外界的战事，问父亲：“外传马厂之捷确否？”

治丧期间，父亲的右眼视力，因忧愁国事、家事而急剧下降，往同仁医院检查，诊断为右视网膜脱落。医嘱他立即入院手术，不可延误。上世纪三是年代，我国这类眼科手术尚属于难度较大的治疗手段，父母考虑再三，若接受手术治疗，虽然右眼有恢复视力的希望，但需旷日持久疗养，而父亲坚决不肯再在沦陷区教书，久留北平恐怕会遭到日伪逼迫，最后决定放弃手术治疗，任凭右眼失明，以仅剩的左眼视力负担全部工作任务。

◆1938年
（陈寅恪全家在港避难的第一个旧历大年夜）这个除夕大餐，荤菜只有一份红烧肉，其余是些素菜。母亲悄声对流求说：王妈跟着我们奔波几个月，过年了家里荤菜少，你们孩子就多吃点素菜，让王妈多吃几块肉。

（陈寅恪到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任教时）父亲几次对我们姊妹说过：曾在集市上偶然见到一位交租妇女，背着个孩子，胖胖地眼睛挺大，很像美延，就盯着看。那妇女误以为父亲对小孩有什么歹心，带着孩子赶快离去。这事使父亲十分感慨，更加思念在港避难的家人。

父亲这次经安南往蒙自的旅途，遭到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廿年来所拟著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计有“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注”、“五代史记注”、“凡佛教经典之存于梵文者，与藏译及中译合校，凡译匠之得失，元本之为何，列于校记”、“巴利文长老尼诗偈一部，……欲集中文旧译并补译及解释其诗”等等。我们在本章开始已经述及，父亲逃难时，对行李首先着重安排处理的是述及，因他习惯把读书心得、相关资料、对比校勘等内容，都以文字批注于书眉及行间空白处，待时机成熟，整理成论著。所以他吧批注最多最为重要的书籍，用最好的箱子装载，没想到这样更容易引起窃贼觊觎，以致两箱书籍在转运途中全被掉包，易以砖块。“当日两书箱中，中文及古代东方文书籍及拓本、照片几全部丧失”。父亲痛失自己二十余年来辛勤耕耘的成果，身心健康受到很大打击，何况到蒙自后不久即染上疟疾，又素来消化功能不良，体质瘦弱，加上高原反应，几次卧病在床，使母亲非常担心。但是父亲并未就此消沉，他不仅致函陈述、劳 先生，向中央研究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借书，认真备课，继续著述，在蒙自期间还留下多题诗作。……1937年离开北平前寄往长沙的书籍，主要是教学用书，在我们离开长沙后已陆续寄达，堆存亲戚家，不幸于1938年11月的长沙大火中，统统化为灰烬。这是继4月滇越铁路失书后，对父亲又一次重大打击。

◆1939年
这年初，父亲被英国牛津大学聘定为汉学教授，任期10月1日起。对于去英国的考虑，父亲1939年2月9日给傅斯年的信中谈道：“以经济方面计算，似亦以全家同去为合算，且可免羁旅万里，终日思家之苦。”那时母亲尚未因心脏病加重住院，所以有全价同去的可能和考虑。待到5月份母亲大病，出院后也很难经受长途奔波，远涉重洋，旅居海外的劳累了。父亲仍打算只身前往，因他曾“复牛津函言去，故必须践约也。”

◆1940年
昆明这年年初极其寒冷，自上年12月中旬后至本年1月初，不时有雨夹雪的天气，父亲素来体弱怕冷，经历此寒冬，再加上国难家仇，抗战的形式严峻，而自己家中“离乱骨肉病愁多”，妻病之外，尚欠中英庚款会款项无法偿还等等原因，心情沉重，到1月底终于病倒，心悸频发，彻夜难眠。虽然身体状况如此，他仍转进寒假实践“自一月三十日病其，迄今扶病写稿”，撰写著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开学后也尽量坚持上课。

本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病逝。父亲时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院兼历史组主任，并为评议员。3月22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第一届评议会第五次年会，选举院长。从未到过四川的父亲，由昆明飞往重庆除夕。虽然父亲与胡适伯父对于文言文的观点并不相同，但他说“此行只为投胡适先生一票”，意在坚持学术独立自由的理念，不能按照长官意志行事，选些政界人士当研究院院长。并有诗《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2]

父亲在昆明期间，不时有日本飞机来轰炸，大家都须“跑警报”。（俞大纯第四子俞启忠）回忆道：“那时六叔右眼已经失眠，左眼高度近视，又丢失了书稿，心情不好，体力视力都差，与人群一起跑警报是件危险事，一旦跌倒就麻烦了。那时我二十六七岁，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与六叔约好照顾他跑警报，每当警报声响，就赶紧冲出去找六叔，扶着他一起奔走躲空袭。

（当年返港之后）既然那年不能赴英，便打算开学又会西南联大。但滇越路段，回滇益难。后来幸得杭立武及香港大学商洽，并得许地山周旋，聘为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每周约两节课。每月薪水港币三百元，曾欲月俸伍佰元，无法办到，全由中英庚款会支付。这样全家暂留香港。由于父母及美延的身体都不好，经常生病，医药费支出不菲，家用仍然拮据。我们住的”洽庐“底层前部是一所私立“洁莹”幼稚园，条件不错，但收费相当高。美延常用两只小手抓着铁丝护网，眼巴巴地张望，看里面同龄小朋友滑滑梯、玩跷跷板、做游戏，羡慕之极，母亲告诉美延：“我们家没钱交费，上不了幼稚园。”

不久香港大学聘父亲暂代历史课四门，每周八小时。父亲赴港大授课，需由九龙我们家乘公共汽车到尖沙咀渡轮码头，渡海至香港后，再换电车道香港大学。路途单程约需两个小时。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此外，继续做些赴英的准备，如缝制他素不喜欢穿的西服、增改文稿等。

◆1941年
（1941年12月香港陷落后）日军某部看中了此栋楼房（陈寅恪全家为该楼的租户之一）的地利位置及楼旁的那片空地，勒令全楼居民，限时搬空，用以驻军。大家赶紧商量对策，父亲因自己通日语，不顾个人安危，与房东及几位年长者出面和日军交涉，要求缓迁几日。

◆1942年
2月中旬旧历年底（1942年2月14日为辛巳年除夕），有人送来整袋面粉，父母因为来路不明不肯接受，在家门推出推进，后来来人扔下面粉就跑了，母亲只有将其分送给共患难的邻居们。春节过后不久，突然有位中等身材偏瘦，穿着灰色西装的中年男子来访，自称是陈先生旧日学生，寒暄后接着说：奉命请老师到当时的沦陷区广州或上海、北平任教。以后，又与人同来，父亲卧床称病。情况正如父亲致傅斯年心中所述：精神上之苦，则有广州汪伪组织之胁迫，陈璧君之凶妄，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以伪币千元月薪来诱招，香港倭督及汉奸复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父亲明白自己已被敌伪顶上，必须尽快逃离。4月底忽得朱家骅营救之秘密电报，借数百港元，因欠债颇多，再以衣物、皮鞋抵债方能上路。

（1942年在桂林）广西物价亦大涨，难敷日用。我家暂时留居良丰，秋季学期开学后仍住在雁山上。父亲除走下山到广西大学授课外，在山上终日伏案笔耕不辍，这个“案”其实就是个大箱子，坐的就是一张小木凳，坐在上面双腿只有弯曲着顶在箱边。这样一写就是整半天部抬头，住房的屋顶有时漏雨，不大隔热，热天日间，父亲的摆布内衣小褂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好像毫无知觉。只有下午晚饭前后休息一下，带着美延一起去散步。……一日，风雨交加，母亲正在煮饭，觉得厨房有点摇晃，感到不妙，立刻跑出来本会住房，全家躲在住房里，向厨房张望，一阵大风刮来，厨房外墙哗啦一声倒下，大家都庆幸母亲躲得及时，没伤着人。

◆1944年
父亲不慎跌了一跤，唯一的左眼更加昏花，虽曾去看病，但仍继续工作，也未忘为提携青年学人写推荐信，眼睛始终没有得到休息。12月12日，一个阴冷雾大的早晨，他突然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失去光明，……母亲当天立刻陪父亲去陕西街存仁医院就诊，得知左眼视网膜剥落，随即住进了该院。燕京大学极为重视，找到著名眼科专家陈耀真、毛文书教授共同研究，决定12月18日对父亲左眼进行手术。在当时的医疗条件夏，希望取得较好的效果，要求病人术后用沙将头固定，躺倒医生认为伤口账号才准动弹。父亲只盼眼睛能够复明，毫无怨言地甘愿忍受肉体上的折磨，一切听从医嘱。母亲昼夜守护病人，劳累心焦，心脏病复发。这时，父亲的研究生刘适（后改名石泉——原书注），组织同学轮流在病房照顾父亲，男同学值夜班，女同学值白班。……燕京的师生真如家人一样，无怪乎父亲会对前来探望的代理校长梅贻宝说：“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犹存。”而梅校长亦感：“能得陈公这样一语评鉴，更是我从事大学教育五十年的最高奖饰。”

◆1945年
父亲在右眼失明七年多后，不幸于五十六岁时，左眼也丧失功能。双目失明的严酷事实，使父亲心情郁悒低沉，悲哀失望的气氛笼罩着全家。我们觉得，这是父亲一生中所经受最沉重的一次打击。父亲曾请祖父的友人林山腴老先生写集李商隐等古人句联：“今日不知明日事。他生未卜此生”。林老责之曰：“君自有千秋之业，何言此生休耶！”谢亦不能书，且多方温慰之。父亲于是另请友人书写，曾悬挂家中。后经母亲及亲友们多方劝导，父亲开始重新振作，新集苏东坡诗句：“闭目此生新活计。安心是药更无方。”

在1945年中，父亲的几首诗作《乙酉七七日听人说水浒新传适有客述近事感赋》、《玄菟》、《漫誇》，都几番表露出自甲午战争以来，国家始终被列强欺辱的备份。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首脑签订了损害中国利益的雅尔达密议：外蒙古正式离去，附庸于苏俄；东北的经济、军事命脉由日本转移至苏俄手中。父亲对“日去俄来，往复循环，东北终非我有”，感触至深，心情沉痛，写下了数篇诗作，吴宓伯父对这几首诗也做了中肯注释。

◆1946年
1945年秋至1946年春，父亲在伦敦经英国著名眼科专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诊治并主刀，做了两次手术，视力略有改善，但未能复明。……由于目疾未愈，父亲正式辞去牛津大学教职，侯船归国。1946年春天，父亲搭乘Priam轮横越大西洋绕道美国，是因为当时对美国医师能否进一步治疗自己的眼疾，还抱有一丝希望。本年1月，在纽约的胡适，曾建议父亲到纽约哥伦比亚眼科中心诊治，并要了Duke-Eleder缩写的寅恪在英国治眼的最后意见书，征询哥大专家有无挽救之方。哥大眼科中心的Mc.Nic大夫与同院专家研究后答复说，Dule-Elder尚且无法，我们如何能补救？4月16日，船抵美国东海岸纽约，停泊在卜汝克临二十六号码头。胡适请全汉升带一信送到船上，告知这个消息，左眼复明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父亲很觉悲哀。故船抵纽约，便留在船舱休息，没有上岸。

重返清华园，父亲已是一名盲人教授，11月又开始授课，讲堂设在家中最西边的狭长大房间内，校方搬来一块较大的木制黑板及若干张课桌椅，父亲坐在黑板旁一张藤椅上讲授。……父亲仍如既往，要了解世界学术动态，除陈庆华（系清华派给陈寅恪先生的三位助手之一）先生要读西文杂志外，周一良教授也有时来家叙谈并译读日本杂志、论文。

父亲备课、上课发给学生的讲义主要是讲授时援引的史料原文，这些史料都是从常见史书中摘取，至于如何考证史料真伪，如何层层剖析讲解这些材料而不是断章取义、歪曲独断，做到水到渠成地提出他的论点，则全装在自己脑中，未见他写过讲稿。若写，就是有“引文（资料、论据）”有“寅恪案（本人观点）”的论文。关于他的著述，石泉（原名刘适——原文注）、李涵（原名缪希相——原文注）教授在怀念文章中写道：陈师治学态度十分严谨，既有开拓性的学术眼光，又有深邃敏锐的洞察力。他善于从极普通的史料中，发现别人所未发现的问题，而不靠掌握珍稀罕见的材料取胜。考证极精，又绝非烦琐；所考问题小中见大，牵涉到重大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方面。他研发繁复冗长、堆砌材料的文章。陈师虽掌握极丰富材料，但绝不广征博引以自炫，只用最必要的材料，因此行为十分简练。

父亲对研究生的学业及论文撰写，一贯亲自指导、严格要求，目盲后仍然如此，不假借助手。父亲指导刘适在1948年夏完成了硕士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论文五十年后得以出版，刘适在自序中述及论文写作过程：进行每一章之前，皆曾向 先师说明自己的初步看法，经首肯，并大致确定范围后，始着笔。每完成一节、章，则读与先师听，详细讨论后定稿。先师对史料之掌握极为严格：必须先充分占有史料，凡当时闻悉并能见到这，不容有丝毫遗漏；而选用于论文时，力求精练。尤注意史料之核实，同一史事，记载有出入者，须认真鉴定，确证为史实者，始得引以为据。在观点方面，持之尤慎，必以史实为立论之基础。论文中每有分析性之论点提出，先师必从反面加以质询，要求一一解答，至澄清各种可能的歧见，始同意此部分定稿。

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生万绳楠教授在他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前言中也谈道：陈老师治学，能将文、史、哲、古今、中外结合起来研究，互相发明，因而能不断提出新问题、新见解、新发现。每一个新见解、新发现，都有众多史料作根据，科学性、说服力很强，不断把史学推向前进。

北平的鼠患不如成都猖狂，父亲一如既往地宠爱猫咪，成为猫的“保护伞”。每逢将近中午时，陈庆华先生正在念外文资料，猫饿了就吵闹，父亲必定唤家人赶快喂猫，因为父亲从来不准虐待家禽家畜，更不允许打猫，于是猫就养成习惯，一饿了就只对着父亲喵喵地叫。

◆1947年
1947年4月27日，当月最后一个周日，清华三十六年校庆，也是抗战胜利后，返回北平清华园的第一个校庆……本校女生以妇女如何为社会贡献力量为题，采访一些师母，母亲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实话实说：“妇女为家庭做贡献也很重要……”立刻有伶牙俐齿的采访女生当场批驳。

◆1948年
这年暑假，流求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匆忙赶回北平投考北方的大学，希望考取国立大学，减轻家里负担。父亲想来注意孩子的数学成绩，她回家后，父亲关心地问：你的功课准备得如何？想考入清华大学理科，数学成绩一定要好。你数学上有不明白的，可去请教汪篯先生，他的数学极好。……夫妻一贯赏识数学好的学生，在他看来，数学好思维逻辑性强。

流求高中就读于比较封闭的教会学校，加上九姑监护很严，对北方学运等情况了解不多，母亲就请刘适先生抽空为流求讲讲北方政治时势。几十年后刘适文流求：为什么你称缪希相位缪姐姐（刘适夫人——原文注），却叫我刘老师，这样生分？流求提起考大学前聆听他讲解时政，所以称“老师”，刘却早已忘记这件事了。

1969年10月父亲在广州去世，消息传到台湾，1970年3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举行悼念活动，李济所长邀请姑父（即俞大维）参加，会上他作了感人至深的发言（详见本书附录，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原文注）。据小济相告，姑父在台上讲述时泣不成声，台下父亲的老友也泪流满面。我们姊妹感到，新午姑、大维姑父在大家庭同辈中，与父亲最为知心。新午姑1981年10月9日病逝，大维姑父1993年7月8日亦病逝于台湾。我们的心愿是今生能去金门俞大维先生纪念馆拜祭，谨表一份感恩之情。

[1] 1902年3月24日，时年13岁的陈寅恪随大哥陈衡恪前往日本学习两年，1904年返回南京，与五弟陈隆恪共同考取了官费留日，当年12月3日由上海赴日，进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高中学习。后因脚气病回国，于1909年秋赴德留学。1912年回国，之后1913年春经西伯利亚赴欧陆，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就读。后因一战回国后，1918年前往哈佛大学追随蓝曼研修梵文及巴利文。

[2] （《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 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 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供稿：扬州梦
编排：胡珏　

登高的温石

非常感谢朱老师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