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合伙人们的八种中国式分手

笑看今朝

   从新东方三大佬，到万通六兄弟，到联想柳传志与倪光南，真功夫内斗、国美之争等，江湖义气、不合理的股权设置、利益分配不平衡、合伙人角色转变、理念冲突、功高盖主是中国式拆伙的一些关键词。

    1、新东方三大佬

    《中国合伙人》的原型新东方教育集团则经历过一段广受公众关注的混乱时期，由于新东方学生众多，大众知名度高，一有风吹草动都能引起学生好奇，例如广受学生喜爱的名师罗永浩(现锤子ROM创始人)，就曾经“带头造反”，对呛俞敏洪，造成一时轰动。

    新东方的真实故事远比电影呈现得复杂、纠结许多，和君咨询公司创始人王明夫在《高手过招》一书里提及，最早新东方学校是个杂乱无章的大摊子，一块大牌子底下搁着一群个体户，尽管名师辈出，但学校老师如同地方诸侯割据、各自为政，有人把持了托福班和GRE、有人把持了雅思和GMAT，谁能多开班，就能多分钱，校方只管拆帐，其余几乎不管，导致老师们为了自身利益出发，互相挤兑攻击，抢课程、抢学生，对新东方品牌产生了负面作用。

    直到2000年俞敏洪找到王明夫，制订出一套统一战略，慢慢把权力重心从“地方诸侯”手上收回“中央”，对学校进行股份制改造。王明夫形容，当时各方利益难以平衡，俞敏洪安抚了这个又得罪了那个，最后核心团队辞职的辞职、栽赃的栽赃、跳槽的跳槽、另起炉灶的另起炉灶，争权夺利到了白热化程度，连创始大佬间都气氛火爆。

    熟识新东方三大佬的人士说，三人因为有创业的革命情谊在，许多冲突是在一方觉得对方应该能理解、支持的情况下，发生了期待的落差，导致严重的失落感，使彼此间的冲突放大、更加难以收拾。

    一次俞敏洪得知徐小平竟然带领内部教师进行“革命”，反对他的新政，心中愤怒不解，直接让人把徐小平的办公室占了;隔日徐小平上班一看，见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坐着别人，几乎说不出话来。但是在熟悉双方的人士看来，徐小平也有私下为俞敏洪化解集体冲突的想法，并不是单纯为了反对俞敏洪，“他们的事，反正说不清。”类似的冲突持续进行了四到五年，王强、徐小平以淡出新东方收场。



来源：资源网

笑看今朝

2、万通六兄弟

    万通六兄弟在1991年创立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此后六兄弟陆续离去，直到2003年王功权离开公司，剩下冯仑为止，历时12年时间。

    冯仑在《野蛮生长》中以“梁山模式”形容万通六兄弟，“座有序、利无别”，股权利润完全平分，如同梁山泊好汉在海南聚义，是水浒的现代翻版。结果商业合伙的关系中，兄弟情义往往凌驾了合伙关系。

    商业关系终究是商业关系，必须回到商业经营的层次就事论事。王石第一次跟冯仑见面时，就预言六兄弟早晚要碰到利益冲突，冯仑当时不以为然，直到第一次拆伙前夕，六兄弟之间对于企业经营理念、决策、资源分配的意见冲突不断，兄弟情义反而成为最难以跨越的一道障碍，“我住在保利大厦1401房间，潘石屹住楼下，我们很痛苦地讨论着，等待着，就像一家人哪个孩子都不敢先说分家，谁先说谁就大逆不道。”

    据说，他们最大的分岐在于钱往哪儿投。冯仑说，全部是经营思想上的不同，你想往东我想往西，没有利益上的纷争。大家说不到一块去，于是争吵就不可避免。“大约有一年时间，我们一开会就吵，几乎天天吵。”潘石屹说，吵到无法调和时，剩下的只有分手。

    1994年秋天，万通六雄在广西西山开会，这次会议在万通历史上被称为“分裂会议”。表面上的矛盾是冯仑和潘石屹而起，最简单的说法是，当时的冯仑要干事，而管钱的潘石屹不给钱，矛盾就变得尖锐了。表现形式是这样的，但背后的因素是价值观的明显冲突：冯仑生于古城西安，西安是古老的首都，封建礼仪传统思想根深蒂固。陕西人多数很固执，是骨子里的固执，对外人都很给面子，但内心却异常执著，从不被别人所左右。然而，从人事的角度上来说，当企业做到一定的规模，大家都太能干，而且个个都是老板之才，这本身就会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几个人吵了不下十几次。王功权哭了，冯仑也哭了……无关利益，泪为情洒，就好像一场同甘共苦、坦诚相爱的婚姻，终要忍痛分别。

笑看今朝

1995年，六雄正式分手，散伙基本上是按各人原来所分管的业务来分的。因为几个合伙人既在万通集团里任职，又是各个分公司的经理。按照商业操作模式，5个合伙人平分了万通65%的股权。潘石屹拿走了北京的那块地，后来做了现代城，易小迪分得了深圳的分公司。

    现在看来，以“水浒模式”起家的万通，梁山众好汉打下一定的江山后，分解是必然的。十年后，潘石屹总结说，这次裂变就像宇宙爆炸一样，越变越小，最后终于裂成了碎片，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这一个个独立体又不断裂变，裂变最后的结果就有了从万通分离出来的30多个做房地产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万通”也被称为是房地产界的“黄埔军校”。

笑看今朝

3、联想柳传志和倪光南

    1994年联想集团创始元老倪光南状告柳传志事件尤其具有代表性。

    倪光南是技术派，柳传志是销售派。柳传志曾经在公司宣称，“只要老倪说的都对，老倪是有效数字1，别的科技人员都是0，这些0只有跟着倪光南干才能出成绩。”柳传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倪光南在香港开发联想286主板，事前，柳传志再三叮嘱负责生产的周晓兰：“设计出来的主板一定要再三审查清楚，再去生产，批量生产后，再发现错误，损失就太大了。”倪光南等不得时间，强令周晓兰投入批量生产，结果出了错。周晓兰和倪光南发生争执。最后，柳传志不得不出场，硬着心肠对周晓兰吼：“和老倪发生的任何矛盾，都是你的不是。做这件事情，出了成绩，是倪总的，有错的话，你就得担着。不行，将你调回北京。”最终，柳传志将周晓兰调回了北京。

    但是，最终两人对公司经营的理念到了最后南辕北辙，联想退出倪光南主导的汉卡市场，柳传志并且否决了倪光南申请的大笔研发经费，倪光南在联想的主要项目几乎停摆。

    两人关系在公司成立的第10年崩溃，但是倪柳的关系千丝万缕，很难善终;倪光南状告柳传志存在个人经济问题，认为柳传志在联想的香港IPO项目中窃取国有资产，虚报资产负债表,几乎到了恨不得把柳传志送进监牢的程度。倪柳恶斗持续多年，后来倪光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承，1995到1996年是他人生最痛苦的阶段，如果当时柳传志不把他“踢出”联想，他也可能会沉浸在负面的情绪里，难以开展自己新的人生。

笑看今朝

“《中国合伙人》确实是根据新东方的原型改编的，这个毫无疑问，成东青可以说就是俞敏洪，王阳就是王强，孟晓骏可以说就是陈可辛。”

    ——真格基金创始人、新东方联合创始人之一徐小平同志在5月25日腾讯“产品家”沙龙活动上如是爆料。

    “这个剧本初稿确实是我提供的，后来陈可辛磨了大概一年之后把剧本给我看，我看他改了很多，后来陈可辛对外说只用了我13个字——这使我很愤怒，因为他用了我18个字!中国合伙人、新梦想学校：10个;三个主角名字是18个字，当然有一度时间他把《中国合伙人》改成了《中国先生》，那就变成了17个字。”——徐小平老师一如既往的诙谐幽默。

    票房已破3亿的《中国合伙人》讲述的是三个人的创业梦、中国梦，徐小平称当初写这个剧本也是因为“它是我一生最大的兴趣、激情和理想”——每每谈到这几个词，总让人唏嘘不已啊!在活动上，徐小平回忆了自己从搞文艺、学音乐、出国、梦想破灭、被俞敏洪“忽悠”回国创业、新东方、离开、做投资....的故事，而这里面，贯穿的是一个文艺青年的中国梦。

笑看今朝

如下是徐小平演讲全文：

    我的激情、梦想

    小时候因为文革期间没什么事儿可干，我的理想就是背点儿唐诗、宋词什么的，差点儿成了一个神童(PS.如果书读多了就是一个神童的话)。所以我对文学有爱好，中学毕业以后为了防止上山下乡，会点儿吹拉弹唱，就在剧团里面拉了一段时间小提琴。

  说实话我上的是中央音乐学院，在北大五年也是搞学生艺术团，但是我的兴趣真的不在音乐，我的兴趣在哪里呢?我到了音乐学院以后，我学的是音乐学系、音乐研究，我到了音乐学院以后做学生会干部，是学生会的文艺部长，然后到了北大，是北大的艺术团团长，北大的文化部部长，北大团委。所以我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和学生打交道、搞学生活动，梦想改变中国。在八十年代改革中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从政，当时我在那儿认识了俞敏洪、王强、李克强。可惜当年没对克强同志好一点，否则前途无量。

    我的梦想是想从政，这个从政做文化部，北大团委文化部长、北京市文化局长，然后做得好就是说国务院文化部长，做得再好兼任副总理，做得更好一点。但是万一做得不好呢被双规，是吧?

    所以我在北大5年，我发现我是有兴趣的，那就是当时叫的从政或叫搞行政，现在叫当官，后来叫腐败。不过后来我的这种兴趣、激情、理想发生了转折。

笑看今朝

后来，我到了国外，按理说可以自由自在追求自己的梦了，不!到了国外你必须得想办法生存，那时候我作为北大的优秀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是120块人民币，想一想到国外怎么生存?所以我到了国外就面临了一个不得不做的事儿，就是说到餐馆打工，我们那一代人全打过工你知道吧?据说马英九同志也打过工，就是打工是那一代中国人的宿命，因为祖国太穷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反而我的兴趣就来了，我天天洗碗我会什么呢?我有音乐。所以当时一边洗碗一边写歌，顺着洗碗的节奏写，写的是留学生涯，后来这首歌成了新东方的校歌，每个人都要留学，请听听国外留学生的辛酸，以及洗碗的节奏。

    后来简单说吧，再次为了生存，我拿到音乐硕士以后，当时想干什么，在国外，一个音乐学位的人又找不到工作，所以说我不能拿到硕士学位还扫地，所以回国创业一年，由于缺乏商业意识，可以说叫练手，我没有失败，但是我也没有成功。只不过这一年算是一个探索。

    所以后来从加拿大回到中国，又从中国回到加拿大，在1995年底俞敏洪来到温哥华，他是1995年12月28号离开温哥华回到北京的，我是1996年1月10号回到北京新东方。孟晓骏在海外打工头脑无路，后来投靠成东青、王阳，“成东青我不走了，我跟着你干!“这个可以说是我当时的一种渴望。

笑看今朝

但是做新东方未必是我的激情、未必是我的兴趣，当时我处在另一个情况，我不得不做一些事儿，当然我到了新东方了以后，学生到我这儿来拿到托福GRE高分，申请不到奖学金、申请不到录取，或者拿到哈佛耶鲁的全奖，但是拿不到签证，或者哈佛耶鲁斯坦福毕业了找不到工作，这个时候有一种当年我在北大音乐学院那种蕴藏已久的正义心、责任感，社会的激情产生了小宇宙大爆发，所以我面对学生就跟他们一个个聊、一个个讲，最后成了中国咨询第一人，或者是中国咨询第二人，第一人还不知道是谁。

    人生有时候你不得不做一些事儿，并不是你的兴趣，坦率来说绝大部分人都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陶渊明有一首诗叫《归去来兮》，你不得不悲，因为你需要五斗米。所以说你不得不做的事儿与你渴望去做的事儿，永恒的是有一种矛盾，这个问题需要解决。

    好奇心与理想：我们需要向现实妥协吗?

    我觉得我个人的经历吧，从刚才的电影说起，其实是有一个小小的启迪，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有好奇心，好奇心发展得不好就是偷窥，这也是人类美好的天性，好奇心发展得好就是求知欲，就是探险的愿望。

    所以这个好奇心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反复的好奇心就是兴趣，当你对一个东西有了兴趣以后你就能够移山倒海，你就能够改变世界，你就能够做出那种影响力，给世界带来和平或者说给世界带来战争的那种产品。但是如果对兴趣我们持续升温，我就要为做这个事儿违背父母的意志，这个事儿能不能给你带来生存不知道。但是你如果一个人为了生存不做你想做的事情，那你白活了你知道吗?

笑看今朝

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年人、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综合着我们的价值观、责任感，我们的生存环境，那就是说理想。所以说从好奇心到兴趣、激情、理想，它就构成了我们完美的一生，也许你挣了很多钱，在《中国合伙人》里面有一段我写过的微博，就是说成东青跟王阳得到钱以后一半分，成东青看到自己这边多了一叠就给了王阳，他们就去了歌厅，在一堆小姐中间，王阳问成东青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你怎么办?成东青说你喝醉了，然后王阳把他推倒在歌女身上，说你欺骗回生活，这个时候歌曲是黄家驹的一首歌：谁都可以背叛理想，但是只要有一天只剩你跟我，我们两个不背弃理想，在这个时候他是在一个声色犬马的场所里面，他背弃了自己的理想，而镜头转到成东青那儿，眼睛极其迷盲，有钱了，但是没有给他带来快乐、没有给他带来成就感，在那个小姐、美酒、歌曲的地方，他迷盲、失落、恍惚，为什么?他失去了真爱、他失去了北大、他失去了从学术界到商场、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种精神支柱，这个精神支柱就是我们的理想。

    我们人生一生的价值是什么，从我们的呱呱坠地的那一瞬间，渴了、饿了、冷了我们要寻找从生理到心理的渴望，从物质到精神的那些东西的满足感开始，发自于我们的兴趣、我们的激情，最后使我们成为一个社会人、有价值的一种理想主义。

笑看今朝

结论是什么?结论其实很简单，结论就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长要呵护每个孩子的那么一点点的兴趣，每一个孩子那么一点点对文学、对艺术、对探险、对考公务员，五道杠不就是爸爸妈妈培养的激情吗?挺好，如果你觉得这是你儿子应该做的事儿，假如说你觉得这样你儿子长大以后能改变中国社会的环境，中国社会的那种状态的话，你就让他追求吧。

    所以说整个全社会应该像呵护自己的眼睛一样，这个主要指的是官员、政府、学校和家长，呵护他们的孩子的兴趣，鼓励他们的兴趣，点燃他们的激情，不管这个东西是不是有用，能不能产生价值，是不是符合你的喜好，如果这个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风尚的话，我们社会就可以跟硅谷竞争，我们的中国青年人就不需要去美国，不需要去芝加哥、普林斯顿，我们就在这里让每一个人发挥最大的价值，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每一个人真正的自我实现，才是习大大和我所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