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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前乒乓球世界冠军刘国正已有几年未到上海交大学习,因为无法拿到规定的学分,经过学校和其本人沟通,上海交大作出了自动退学的处理。
东方早报发表傅万夫的文章:退学,是对体育特招生的一个警告,退学同样显现出大学与世界冠军如何相互处理好各自定位的难题。一如很多退役的冠军一样,刘国正退役后,同样选择了深造和学习的道路。如果说,刘国正想要彻底走出体育圈,跻身国际经济与贸易之中,那么他选择国际经济与贸易,还有情可原。但如今,刘国正已选择了教练行业,如何由此进入国际经济与贸易领域,的确颇费思量。在今天,在文凭依然在大部分的职业选择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的情况下,一些有着世界冠军光环的运动员在退役后,没有弄到可以生存的文凭,甚至沦落到搓澡工的地步。于是,为了生存,运动员们自寻出路,迎合社会,为“一纸文凭”而无谓折腾。这里面,似乎有很多学问。比如,有的大学用时髦或者前景看好的专业“教育”体育特招生,这种做法,看似为体育特招生的就业着想,但事实上,这样的专业竞争更加激烈,要求也水涨船高,要真正合格毕业,应该说是不容易的。还有,类似某某专业曾有某某世界冠军就读等等宣传词语,在师资力量和教书设施设备并没有大的差距的时候,如此这般,更像是利用体育特招生做招生广告。不管是冠军,还是普通学生,接受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能够为自己的未来提供生存和发展的机遇。这种背景下,文凭必须与实际相互结合,否则所有的教育,所谓的培养,不过是教育的商业化行为。世界冠军败走一纸文凭,不但是运动员培养机制的悲哀,同样是社会认知的悲剧。
小蒋随想:文体明星被高校“特招”并不是什么新闻。因为文体明星“成绩太差”或无暇上学,最终与大学“友好分手”也不是个例。更多的情况是,学校“放宽尺度”,明星“灵活上课”,最后只要“说得过去”,学校授明星个文凭就算“皆大欢喜”。当然,也不能说明星上大学都是“混文凭”。比如,上大学时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会的邓亚萍,按照惯常的高考体系肯定不够入学资格。但是,人家愣是一路念到了剑桥博士。在北京奥运会上邓亚萍成功转型奥运官员,从光会打球的“小钢炮”变为知识女性,教育改变命运的确令人叹服。所以在我看来,大学是给明星提供了一个尝试向知性发展的机会。至于明星究竟能不能顺着这根杆爬上去,就要看其个人的造化了。纵然局外人质疑这是名人效应与受教育权不公平,但在体育仍是举国体制、教育仍没摆脱行政干预的背景下,人们还是不得不接受这种“特殊国情”。从另一个角度,谁又能说英国诺丁汉大学、剑桥大学招收邓亚萍,没有一点希望中国名人效应与英国名校积淀“相辅相成”的意思?不管怎么说,出名就是好,出名的附加值就是高,没名者眼红也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