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要不要关心政治？

屈联西

1961年初春，一位名为阿道夫·艾希曼的纳粹德国高级官员在隐姓埋名流 亡多年之后，终于被送上了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法庭接受审判，面临15项指控。
　　在二战中，纳粹德国屠 杀了居住在欧洲的六百万犹太人。而艾希曼正是针对犹太人大屠 杀的所谓“最终解决方案”的主要负责人。在他手里，无数的犹太人被“高效率”地送上通往集中营的火车。在犹太人眼里，这是一个犯下了滔天大罪的刽子手。他并没有被西德引渡回国，像其他在战时杀人或是协助杀人的纳粹分子那样获得轻判，而是被以色列的特工组织秘密逮捕，并在耶路撒冷接受犹太人的审判，最终被处以绞刑。
　　时年55岁的汉娜·阿伦特受邀作为《纽约客》杂志的特派记者旁听了这场审判。
　　阿伦特1906年出生在德国汉诺威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她生活优渥，美貌且聪慧，先后求学于哲学大师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门下，并最终获得了博士学位。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阿伦特经历了被捕、逃乡，辗转来到美国，活跃在纽约的知识分子圈子里。1951年，她出版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关注和阐述了极权主义“极端”的或可说是“绝对”的恶，这本书为她赢得了欧洲知识界的极大赞誉和尊重。
　　作为极权主义的亲历者、纳粹主义的受害人，坐在旁听席上的阿伦特有足够的理由去憎恨一个刽子手，并且和在场的其他同胞一起义愤填膺地同声谴责这个十恶不赦的“恶魔”。然而，阿伦特并没有被裹挟在个人和民族的情感洪流之中。她用冷静的眼光去审视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人，结果发现他并不是一个丧心病狂的杀人魔，而是一个正常的、有判断是非能力的人，甚至，这个人并不具备深刻的个性，而是一个平庸到近乎乏味的人。如果抛开历史背景和他的工作内容来看，艾希曼是一个勤奋上进、恪尽职守的官员。他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兢兢业业地计算着“解决”犹太人的各种成本、运送犹太人的自然死亡率，试图找到最经济的方法，而这一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杀人，而是职场的晋升。在工作之外，他是高度忠诚的良民，是合格的父亲和丈夫，是一个有荣誉感的人。
　　阿伦特这么评价艾希曼：“他并不愚蠢，而是完全没有思想，这也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的犯罪集团一员的要因。”审判结束后，她在《纽约客》上发表的评论性报道，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认为“平庸之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同时，她强调那些在战时向纳粹赎买生存名额给自己亲友、挑选不重要的犹太人先进毒气室的犹太人组织领导人，同样对大屠 杀负有责任。
　　阿伦特触碰到人性最黑暗幽微的地方，又揭露了人们不愿意面对的人性弱点。可以想见，这篇报道在当时的犹太人中引起了多么大的非议。人们认为阿伦特是在为艾希曼辩护和开脱罪名，甚至有激进的犹太青年称她为犹太人的“背叛者”。

屈联西

然而，时间会过滤情绪、沉淀思想。

　　半个世纪过去了，人们仍然在谈论阿伦特。

　　对于远离那段历史的人们，尤其是对不在思想界的企业家或是经理人们来说，谈论阿伦特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2014年，阿伦特所著《责任与判断》中文修订版《反抗“平庸之恶”》面世发行，重又激起了人们对于阿伦特思想的思考。在这些讨论与思考中，我们或许能找到答案。

　　在商言商能否行得通？

　　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和随后的《责任与判断》等书中，阿伦特一直在思考的不仅仅是在庞大的纳粹杀人机器中的“螺丝钉”们平庸之恶，更根本的，她想要厘清的是“极权统治下的个人责任”“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其中也包括她的同胞们，整个犹太民族在这场浩劫中的责任。

　　《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第一部分是“反犹主义”，分析了为什么当时反对犹太人的浪潮会最后导向种族大屠 杀。阿伦特发现了一个现象，在反犹主义渐入高 潮的时候，犹太人丧失了政治权利，同时，也丧失了政治参与意识，他们不愿意加入其中，逐渐淡出公共领域。除了拥有巨大的财富之外，他们几乎是处于社会的边缘。阿伦特把政治看作人最重要的属性，人是作为政治动物存在的，作为政治的人，要生活在政治共同体当中才是真正的人。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在一次关于阿伦特的座谈中提到，当时人们对犹太人的仇恨那么容易被调动起来，一方面或许是与人性最黑暗的部分有关，另一方面也跟犹太人当时退出政治领域不无联系。

　　退出公共领域，即意味着放弃了自身的权利，使权利得不到法律的保障。

　　郭于华教授观察到，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亦弥漫着一种对政治敬而远之的风气，“商人就说‘在商言商’，学者该做什么专业做什么专业去，艺术家该怎么表达，都跟政治没什么关系”，“觉得政治只是政治家的权力斗争既肮脏又黑暗，我们恨不得离得远远的”。

　　实际上，在2013年6月，柳传志就曾经在正和岛的谈论会上提过“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的观点。

　　一家投资顾问公司董事长看过柳传志的说法之后，发表了一段近两百字的心得：在商言商，这话有理⋯⋯对一个成功的生意人来讲，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在生意上更成功，持续成功。经商不丢人，赚钱不丢人。何况，适合做生意的人也不一定适合搞政治或其他营生⋯⋯可见，有这种心态的企业家、经理人并不在少数。

屈联西

然而，郭于华教授提醒道，即便你想逃离政治，政治也绝不会放过你。“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社会问题都跟政治有关。如果你放弃政治的权利，你就有可能会变成砧板上的肉。”她赞同阿伦特的观点，认为政治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有关，跟我们的生命历程有关。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是生活在人们之中，生活在社会之中，要跟其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社会交往、社会关系。“你有个人的权利，有自由独立的精神，与此同时，其他的个体跟你一样，人和人之间要发生这种关联和互动，需要有一种合理的、正常的关系。而这就涉及到公共性和政治性的问题。”她举例说道，人的出身，比如是官二代、富二代还是贫二代，这是政治，因为它决定了你能不能得到公平的机会和公平的权利；你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你的住所今天有没有可能被征 地强拆掉的，这是政治；你吃什么样的东西，你的食品安全有没有保证，这也是政治。“很多人会说我不关心政治，但如果他的孩子被毒奶粉侵害的时候，他会意识到这是他的基本的权利受到了损害，这当然是政治。”

　　用独立思考对抗“平庸之恶”

　　在阿伦特看来，造成 人类有史以来这场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的原因是整个社会缺乏批判性思考。人们缺乏想象力、对现实隔膜、无思想性—“比人类所有的罪恶本能加起来更能引发灾难和浩劫”。

　　独立思考意味着什么？阿伦特认为，道德崩溃的年代，过去旧有的道德已经不足以成为衡量一切现有事物的标准，这就需要人们不断地根据新的情况进行思考并作出判断。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念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人要和自己对话，找到自己的自身性—我在想我这样做是对的吗？做完一件事情想想要不要做这件事情。“人要有一种反观性、自身性，这种反观性就是比如我跟另一个张念对话，她会来讽刺我，会来践踏我，会来打击我的虚荣心，我要和另外一个张念对话。”北京万圣书园总经理、著名文化学者刘苏里则认为阿伦特讨论如何在对抗“平庸之恶”时，越来越重视的是个人的作用，包括自我反思，回到自己的思考状态。阿伦特认为一个自我的思考，并不是孤独，其实你考虑的所谓公共事务不仅跟你个人有关系，也是跟更多的人有关系的。另外，自我思考要跳脱出“自娱自乐”、“自我欣赏”，要具有相当的挑战性，乃至于自我否定。只有这样的自我回归，自我思考，在她看来才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

　　在这个问题上，刘苏里还有更进一步的思考。当我们面对一种新的事物或是情况的时候，所谓抵抗“平庸之恶”，它在多大意义上是可能的、现实的？如果我们觉悟了，如果我们意识强烈了，有独立思考能力，我可以做到了，可能在这时会发现不仅做起来困难，可能根本就做不到。所以，他认为在阿伦特对于独立意志的基础缺乏论证。

　　“当缺少这个维度的时候，如果要求一个人在面对如此庞大、无孔不入的力量时，能独立思考，我总是感觉到凌空倒虚，甚至不知道怎么迈第一脚。”在他看来，对个人财产权的保护才是保障独立思考的基础。

　　把针对某个阶级或是某个种族的清洗与灭绝的责任推给一架抽象的、庞大的极权主义机器是很容易的。在机器内部的人，可以像艾希曼为自己辩护时说的那样，他只是服从命令，他从来没有杀过人，更不仇恨犹太人，他只是帝国的一个零部件而已。

　　而被机器碾压迫害的犹太人，把所有责任推给加害方就更加合情合理了。

　　但是阿伦特直接揭穿了一切，每一个人在这场浩劫面前都逃脱不了责任。这让她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也让她的老师雅斯贝尔斯盛赞她为“独立思考的典范”。

屈联西

如果抛开历史背景和他的工作内容来看，艾希曼是一个勤奋上进、恪尽职守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