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看】您的故乡，变了吗？

鸿雁

     春节期间，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一篇返乡笔记《看沧海桑田，看人情冷暖》广为传播，而后，不少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拿起手中的笔，开始写出他们眼中的回乡见闻，写出他们眼中的今日农村。 （新华网）
    欢迎平台的老师们都来说说看，自己的家乡变了吗？

鸿雁

时间：02-21
文/王磊光
春节回到家乡有很多感慨吧?尤其是从大城市回到乡村的这一群体。

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在2月的“我们的城市”论坛上分享了自己春节回乡的观察和感受：返乡的交通不再那么拥挤，故乡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却有失落;相比春节，丧葬是村民共同体呈现力量的难得时刻;青年打工者的婚姻受到物质的压迫，而知识在乡村显得无力。

正文：

“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我有故乡，可以随时回去，尤其可以回家乡过年。因为我的根在那里，我的亲人在那里，我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在那里。

我的家乡在湖北的大别山区，L县。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L县见闻》，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王老师以我家乡为对象，揭示了当时农村的破产状况，人的精神的颓败，以及乡村文明的没落。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是一个东西两座大山夹住的狭长谷地。一个村子由十来个“塆子”组成，一个塆子有几十户人家，我家那里叫王家塆。

直到现在，我每到一个地方，凡是碰见两山相夹或两排高大的建筑物相夹，我的第一意识就是，这两座山或两排建筑物，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所以我在外面经常迷路，尤其在城市里。上海7号线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站：“长寿路”和“常熟路”。我好几次下错站，以致现在每到这两个站就紧张，怕弄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家乡的方言里，“长寿”和“常熟”是完全一样的读法。人要靠语言来思维，这个事情让我意识到：对有家乡的人来说，是用方言来思维的。

我有一个初中同学群，群里90%的同学只读到初中就出去打工。经过十七八年的积累，很多同学在城市里有房有车，有的还有了自己的事业。平时在群里，他们交流的最多的是工作问题，车子问题等，言谈中总少不了炫耀。

但有一次，有个同学忽然在群里说，他已经三年没回家过年了，另一个同学紧跟着说，他五年没回家了，接着很多人说起回家的情况。有一个说：不管怎么样，今年过年一定要回一次家!另一个说：如果能在家乡找一个两千块钱的工作，就回去算了。还有一个说：能找个一千块的工作，我这边什么都不要，也愿意回家。

我有一个从小学到初中的同学，已经十年没有回家。有一天他在qq里突然对我说，我的父母是很好的人，因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去我家玩，我爸妈用腊肉下面给他吃。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他还记得，其实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太想家了。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有位老师主持来沪青年工人的社会调查，最近在访谈工人。有一个打工者说：我真希望邓小平没有搞改革开放，我也愿意日子苦些，因为这样我就可以每天跟父母和孩子在一起。

回家过年，其实是没有道理可讲的一件事。套用贾平凹的话来说：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

回家的交通

十多年前我上本科的时候，从大西北到武汉，坐的是那种编码没有字母只有四个数字的绿皮火车，22小时，通常要晚点两三个小时。西北往武汉的路线，不是人流最多的，但春运那个挤啊，大大超出了今天90后的想象。好在那个时候，学生一般都可以提前集体订票，买得到座位。而站着回家的，几乎全都是农民工。每次上车的时候，无论有票的还是没票的，都一窝蜂往车上挤。

我对过年回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我背着一个包，提着一个包，与同学一起，从第一节车厢狂奔到第十几节车厢，然后被后面的人推着挤上了车。上车后一分钟，车就开动了。我记得火车广播里号召大家发扬风格，让站着的乘客挤一挤。大家真的很友好，四个人的坐位，挤了五六个。火车过道里人贴着人，想蹲下来都没有办法，连厕所里也挤着好几个人。

男乘客还可以想办法，可苦了女乘客。记得有一次我身边坐着一个在西安读书的大学生，他要小便，就脱下外套让我给他挡住身体，想把尿撒在矿泉瓶里，但他很紧张，用了十几分钟才勉强撒出来。我还记得有一次身旁坐着一个从西北打工回家的河南妇女，尽管有位子，但她实在太困，太想睡觉了，就把位子让给别人坐，自己钻到座位底下睡觉去了。

应该要肯定，我们国家这十年间的铁路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铁路线路的增加，尤其是动车和高铁的开通，极大缓解了交通压力。火车站、火车上，起码不会像过去那么拥挤了。

过年回家那种路途的遥远、时间的漫长、竞争的激烈、拥塞以及不安全感，让我对“男儿有志在四方”的观念产生了极大厌倦。所以，本科毕业时，我找工作坚决要回到湖北。后来我就在家乡隔壁的县城一中当老师。自2004年到2011年来上海读研之前，我再也没有遭受春节回家难的痛苦。尽管从隔壁县回家的汽车在过年时依然被塞得满满的，但毕竟只有两个多小时，实在挤不下，还可以花两百多块钱请出租。我在上海读研的这几年，其实也没有遭受回家难的痛苦，因为上海到武汉的高铁和动车很多，普通车也有几趟，买票很方便。

今天各位出行，如果坐火车，不是高铁就是动车吧?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种速度慢、见站停的普通列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是谁在乘坐普通列车?

我想大家肯定一下子就能给出答案：除非没有其他更好的交通工具，学生不会坐，城市人不会坐，主要是那些底层的老百姓，比如农民、农民工在坐。

去年暑假和寒假回家，我特意选择坐慢车，16个多小时的硬座。就是要看看是哪些人在坐慢车，看看慢车上还是不是过去那个样子。的确，主要是农民、农民工在坐慢车。对农民工来说，选择坐慢车，比动车起码节约一半的钱，比高铁节约三分之二以上的钱。从深圳到武汉，高铁一等座要八百多，二等座五百多，但慢车硬座不到两百。尤其对于全家在外打工的人，从深圳到武汉，可能要节约一千多元，这对农民家庭来说不是小数目。

不过，慢车也没有过去那么挤了，因为农民工虽多，但很多都被动车和高铁分流了——既有主动的分流，也有被动的分流，因为价格便宜的慢车越来越少了。

大家可以注意到，今年12306网站通告的春运期间的加班车，三分之二以上的是非动车高铁。这个安排还是挺人性的，因为说到底，加班车就是为了农民工而加，低价位的车符合他们的需求。

而且，你会发现，普通火车与动车的氛围完全不同。

在动车上，相对比较安静，大家不是玩电子产品就是睡觉，相互间很少交流，;但是，在普通火车上，熟悉的、不熟悉的，都在热烈地交流，还有打牌、吃东西的，做什么的都有，也有用劣质手机放歌曲的，大家都不担心打扰到别人，也没有人认为别人的做法对自己是一种干扰。慢车上的风格是粗犷的，是人间生活的那种氛围。

对比动车高铁与普通火车，很容易就能发现这里的阶层差别、生活方式的差别。而且你还能感觉到，底层人的心理，比我们想象的要乐观得多，健康得多。底层的状况虽然普遍很糟糕，但大家还是很听话地活着，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如果在外面活不下去，还有家园可以退守。

开私家车回家过年，在青年打工者中越来越普遍。我待会进一步讲这个事情，因为它的意义大大超出了交通工具本身。

骑摩托车回家的情况，大家可能在新闻里看到了。每年春节，总有摩托大军回家过年。我的一个表哥，每到过年时就让他的儿子坐汽车回家，而自己骑摩托车带老婆回家，路上要两天一夜。另一个表哥也是骑摩托带老婆回家，有一年在途中撞了人，不知是真撞还是被讹诈了，反正被人家扣了一天多，赔了一万多块才放人，半年的收入就这样没有了。



来源：新华网

鸿雁

【侠客岛】
2015-02-25 06:32:41来源：海外网
侠客岛按：

　　春节期间，上海大学博士生王磊光一篇返乡笔记《看沧海桑田，看人情冷暖》广为传播。侠客岛岛友“笔者”发来文章说，王在文中提到的老家“湖北的大别山区，L县”，就是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

　　“笔者”对罗田县十分熟悉，对王的描述非常亲切，王说“我导师王晓明教授在2004年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L县见闻》，写的就是这个地方”，而《L县见闻》中提及的“三里畈”等，即是罗田的地名。

　　“笔者”还发来了，其4年前到罗田县某山村过年时，与岳母对聊的“返乡笔记”。虽是4年前的文章，虽是一个山村农妇眼中的家国大事，却值得一读。文中内容除标注外，均以2011年为背景；部分标注的内容是“笔者”根据今年的情况新写的。

　　“笔者”说，在罗田县，有见识的，也许远不止走出去的王磊光博士生，也包括村里的农妇。关心家乡发展进步的，还有博士的父母亲邻。“笔者”还说，罗田真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八山一水一分田，九资河，天堂寨，板栗，甜柿，茯苓，山泉水，板栗炖鸡汤等等，很美，很美味，很值得去看去尝。这里，也是革命老区，刘邓大军曾“千里跃进大别山”。

　　大别山区L县：一个农妇眼中的村中大事

　　——与山村岳母聊天记（2011年2月16日整理）

　　聊天地点：湖北罗田县某山村

　　聊天人甲：岳母，农妇，小学三年级毕业，53岁（比城市同龄人明显显老）

　　聊天人乙：笔者，在京工作

　　核心提示：身为山村识字不多的农妇，岳母的话题和思考，件件是琐事，又件件是大事。

　　春节期间陪妻回乡赋闲，住在岳父家“山间别墅”——临近义水河的一个“塆子”，当地农家大都二层小楼，院后青山一座，院前竹林一片，喜鹊鸣叫天天，山泉水有点甜。用当地板栗、当地山泉水、当地土鸡，熬制的“板栗炖鸡汤”被誉为“罗田国宴”——前提是“当地”。（注：笔者2015年再到这个塆子过年，发现几座大山被拆平了，据说要建古城搞旅游，又说，进展不太顺利。）

　　除了下地割菜，买买年货，走走亲戚，看看电视，无太多事可做。一日饭后，饭桌上，与岳母聊家长里短。主要是她说我听，她用罗田方言（鸟语花香之“鸟语”），我用标准普通话。我听不懂的，她就重复一遍。

　　聊完一想，这些话题，虽是家常，源于村邻亲属家庭琐事，但又极有普遍性，件件事关国家大事（如留守儿童），乃至国际大事（如全球金融危机）。

　　1，农村细伢不识爹妈——留守儿童问题

　　细，在罗田话里表示“小”，细伢，即小孩。岳母说，村里年轻人，结婚生完孩子，孩子七八个月时，小夫妻就双双外出打工，孩子交给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带。这样一走大半年，有的一两年，一回来，小孩两三岁了，他就认奶奶，不认识爸妈，更不让他们抱。这种情况不少。都说打工是为儿女，到头来，孩子不认你了，那还有啥意思。

　　农村人出外打工是挣钱多了，可就是一年一年见不着孩子。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在家就近打工，比如在县城的“食为天”（一家食品厂）做工，挣的不多，但天天能回家。

　　笔者思考：这些年，媒体上关注留守儿童（主要指学龄儿童）已经很多，但关注留守婴幼儿的不多。事实上，婴幼儿时期同样是极为宝贵的成长期，“细伢不识爹妈”现象同样值得关注。

　　笔者老家在中部某省农村，表弟表妹侄子侄女多为留守儿童，大都留守几年后，学习成绩下降，然后考学无望，于是也南下北上地打工去了。所谓“农民工二代”。笔者老家所在村隶属的镇上，有一个幼儿不识打工归来的妈，他妈说“我是你妈”，他反骂说“你是俺妈？我还是恁爹嘞”。

　　2，农村打工女孩未婚先孕——民工情感生活

　　岳母举了村里村外几个例子（因涉及真实人物，实例免去），说现在女孩大都初中毕业后，十六七岁就外出打工了，南方去的多。打工两年，一回家就得结婚，因为啥？交朋友谈恋爱，怀孕了。她们不太尊重自己，不知道自个保护自个。怀孕了咋办，家长小孩都好面子，只好结婚。嫁的好也好，有的嫁的还是穷，有的嫁到外地，又适应不了。还有的生了孩子，有兔唇等毛病。

　　到了年龄，谈恋爱是应该的，现在都讲自由，大人也管不着。但一谈恋爱就怀孕，就是个问题了。有的家长，比如某某家，今年不让女儿外出打工了，怕在外边恋爱惹事，准备给她在家相亲。

　　笔者思考：农民工找工作问题、收入问题、春运买票问题，媒体多有关注。此为从他们赚钱谋生角度考虑。事实上，作为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农民工感情生活，同样值得关注。近年，有的企业给农民工夫妇提供了夫妻房，还有的地方向（男性）农民工宣传防艾知识。现在看来，除了农民兄弟，农民姐妹——尤其是未婚年轻女孩，有必要普及一些如避孕等自我保护知识。

　　3，农民不爱种庄稼了——粮食安全问题

　　放眼所见的田地，除了旱地种有青菜萝卜外，水田大都抛荒。据说，以前冬季是要种冬小麦和油菜的。现在，只有极少户人家冬天才种小麦和油菜。岳母说：划不来，一亩小麦能产三四百斤（远低于北方大田地的产量），油菜产量也低。以前种两季稻，现在也都种一季稻，插完秧，打打农药，其他时候基本不管理了。板栗树开春了要松土施肥剪枝，现在有的家庭，也懒得做。

　　种庄稼伺候板栗树太费时间，腾出时间做工，挣得更多。比如某某，给人家盖房子，他是大工，一天能挣一百。小工也能一天挣六十。在“食为天”做工，一年能挣八九千。外出打工挣得更多。（注：罗田盛产板栗，当地人称是全国板栗第一县，县里有板栗交易市场。2015年春节到罗田时，岳母说，家里去年的板栗基本绝收，其他人家的也很一般，可能与花季时雨水太大有关，病虫害也多了）

　　笔者思考：（2011年）2月9日，北京及河南商丘等地喜降“今冬第一场雪”（事实上早已过了立春），雪不大，山东河南等地严重旱情尚不足以缓解，小麦依旧有减产之虞。国际粮价据说涨了。

　　无农不稳。为了粮食安全，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国家始终不敢动，每到旱季涝季，国家领导人比农民还心焦。今年（201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定在农村水利上。粮食安全问题中，还有一个问题没法回避：

　　愿意好好种粮食的农民不多了，以种粮食产量高为荣的农民不多了。他们都搞“兼职”去了。

　　4，河里铁砂涨价了——金融危机后世界开始复苏

　　岳母说，当地人还有一项经济收入：河里淘铁砂。前几年，到处是淘铁砂的大船，弄浑浊了河水，河床也这儿深那儿浅，河道被沙堆堵塞，夏天下大雨，行洪不方便，还污染了县城的饮用水源。后来治理了，不让大船淘铁砂。一家一户的，还可以用吸铁石（磁铁）套在木棍上去淘，一天一人能淘几百斤。

　　铁砂按一吨的含铁量算钱，一个百分点，前年是4块钱，去年（2010年）最贵11块。河里铁砂含铁量高，一般50%左右，最高的63%。按50%算，淘一吨铁砂，前年（2009年）能卖200元，去年（2010年）最多能卖550元，贵了一倍还多。

　　笔者思考：此前的一次聊天中，岳母分析去年（2010年）家里收入提高了时说：前年是金融危机影响，收入不好，去年就好多了。当时，我有些诧异，山村农妇竟然也知道并且极为自然地说出了“金融危机影响”，这足以说明：这场危机如同水银泻地，确曾深入城乡各个角落；大众媒体（农村以电视为主）使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有缩小趋势，一些热门词汇不是城市人的专有。

　　事实上，铁砂的价钱，同样受金融危机影响。去年（2010年），我国经济率先在全球复苏，全球经济也大面积复苏，由于建筑市场大量使用钢材，国际国内钢材价格上涨。石子掷河，波纹波到这里的山村时，就是铁砂价格上涨。

　　城市和农村紧密相连，中国和世界互不可分，地球已是地球村。（注：2015年的今日，铁价已成一些地方头顶的阴霾。此一时彼一时。这与大的经济周期有关，也与国际经济形势有关）

　　5，修路修到干部家门口——发愁路仍是不少农村的现状

　　村里有几人做官，其中一位官至“局级”（科级），住在村里。去年（2010年），此官员拉了一笔钱，在村里修路，一直修到自家门口，然后水泥路戛然而止。

　　而再往西修十几米，再修过两三户人家，就能到塆子最西的岳父家。岳母等几家人决定去村里争取，说修路既然毁了家里的地不赔偿，就应该把路延伸十米，人人能享有。村里说，是那拉钱来的干部不让修。大家问原因，被告知：钱是我拉来的，你们家又没当官的，又不用开车，修了路也没用（注：这段话是转述的，可能未必如此冰冷，如此让人感到难受。希望是转述时转述错了。另外，如果这篇文章被侠客岛选用，一些媒体转载时，请一定不要用这句话作为标题——你们媒体啊，标题党太害人）。

　　现在，修路的停工了，水泥路到干部家门口修了个平台，然后就止了。后来，几经周折，村里说补贴些钱，让剩下几家自个修剩下的那一段，“局级干部”依旧是不乐意。生活在农村，家长里短，一言难尽，其中还有诸多细节，不一一罗列。日常琐事等等，非常复杂，修路的问题，可能是各种问题的集中爆发点。

　　笔者分析：为村里做好事，应该骄傲才对。用把路修道自家门口来显示身份，或其他目的，真是如村民说的，“弄得大家不是怕你，而是恨你”，就得不偿失了。当然，我们国家的干部，大多还是好的，一些人更多会是用帮助乡邻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存在，而非相反。

　　国家这些年虽然一直在大搞交通建设。但目前为止，路的问题，尤其是部分山村路的问题，仍是个问题。（注：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农村路的问题，但主要关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

　　只把路修到自家门口，固然或许有一些特权意识在作祟。如果说从中能透出部分官员点滴心态的话，其实更让人联想城乡差距——在城市，好像没听说过“干部住的小区有路，普通人住的小区没路”的情况，无论何处，路都修得好好的，公交车也尽可能通到最偏远的郊区。在农村就不一样了，有关系的，能优先拉来修路款，能把路先修到自己门口。有人说：这多正常啊！或许，可怕的就是这种“正常心理”。

　　6，生孩子与买房子买车子——都市白领的生活现实

　　在都市生活，经常（请注意“经常”这个词）会被问到，买房了没。答案是，没买。暂时真是买不起。然后呢？然后，心里有压力，继续好好工作。

　　聊天时，岳母说：房子的事，40岁了能买，50岁了还能买，但是孩子要早生。

　　我和妻子结婚时，是租房，至今还是。岳母并未逼我们买房，而是说以后还能买，但孩子要早生。这让我多少有些汗颜，即便不是好面子心理。

　　笔者思考：在都市，白领如何生活得好（物质、心态），是考验智慧的，智慧该用在何处，更是考验智慧的。时下，判断成功与否，都市（农村类似）的现实是，更多的是看你家有几套房。如果你有眼光并且当时有钱，几年前买了房，现在就相当于比他人多赚了数十甚至几百万。年轻人的创造力，已经大多为一套房而汲汲，其他行业的利润，也大量地被房地产和投机者榨走。

　　不是所有的岳母都是逼迫女婿买房，但所有的女婿都希望有一套房，让家更可靠，可以触摸。继续租房吧，先淡定淡定要不？（注：随着时间发展，各种问题都会慢慢解决。现在很多生活在大城市的人，还关心买车摇号问题）　　

鸿雁

他们为何逃离农村？

摘要：在很多家庭，每年最开心的日子就是春节，除了节日，更重要的是外出务工一年的孩子回来了，带回一年的工钱，可以盘算着盖房置办彩礼，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就是希望，在贫瘠的土地上，再没有比希望，更让人感恩祖先保佑的了。

　　作者：刘宇翔

　　每年春节，当在大城市工作、读书的jack、johnson 、davis 、alice 、Amanda等等从四面八方回到阔别一年的故乡，还原成狗剩、墩子、狗大、翠花、十三妹时，他们大抵都会淡淡地感伤—故乡变了，回不去了。

　　于是，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开始流传各种“回乡见闻”，主题不外乎“农村凋零、人心不古、淳朴的故乡变成拜金主义泛滥”。

　　然而，这是个忧伤的错误。它的想象其实建立在一个不存在的事实上：曾经有过一个富足、美好的农村，人们相亲相爱，男耕女织饱食终日。其实乡村这个小共同体远远并非是田园牧歌，土地的产出极其有限，特别是人多地少交通不便的南方，一家老小就两三亩土地，纵使一年两季，亩产800斤，米价两块多，靠种地收入也近万元左右，算上政府补贴，再出去种子、化肥、农药成本，就所剩无几。何况工作机会很少，人们被束缚在方圆十几公里的活动范围内。

　　对于年轻人而言，更是前途渺茫，工作机会极少，只能靠跟父母种地，由于没有独立收入，年轻人只能顺从父母的主意，娶谁嫁谁都是父母说了算。18、19岁结婚生子，36岁的人就能当爷爷的事情，并不鲜见。

　　经济的窘迫，让很多年轻人早早就外出务工。这被很多人视为是乡村破败的根源。但其实，这是极大改善了农村家庭的状况和让年轻人有了出路。因为外出打工不但能让一个家庭有了现金收入，改善了家庭生活，更重要的是，年轻人能自己挣钱，有自己的独立收入，就能多少自主决定婚姻、人生。虽然机会渺茫，但多少给了人们改变命运的机会，学点手艺的年轻人纵使回乡，也能在镇上或县城开小店。

　　就我所知的几代农村青年都从心底厌恶乡村生活，早耕早睡，除了赌钱看电视外，没有任何娱乐生活，社会关系的狭小，连娶老婆都是问题。至于知识分子们欣赏的乡村和睦生活和民风淳朴，嗯，他们一定是没见识过为了水源山林打的群架、因为鸡毛蒜皮小事而老死不相往来。在高度狭小的人际空间里，人情世故是极其麻烦的，一个脸色一个眼神一个失礼，就成了糟心的事情。

　　其实还是因为穷。所谓的人情来往都需要钱。而农耕能带来的现金收入极其微薄，纵使国家有农产补贴，种粮还是没啥现金收入，指望种地能盖新房娶老婆是不可能的。要说有靠田地赚钱的农村，除了工业，那基本是搞旅游的古村古镇。

　　农村青年如果可以，他们都愿抛弃乡村，投身城市，只是，出身、资源、教育程度决定了这是个漫长的过程，或许，得几代人的努力。但以一些地方政府对城镇化的思路，还是指望把他们有计划地排除在城市外。特别是东部地区的发达城镇，在榨干他们的青春后，并不愿意看到棚户区。

　　也正因为务工输入地政府只想获得好处而不愿多付出，不愿扩建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学籍等严加管理，才导致留守儿童只能年年春节期盼父母归来。

　　其实不单年轻人，几乎所有人都在试图离开农村。我老家的村子，一千多号人，据说有三百多在县城谋生，或开三轮车或卖菜或打点零工小买卖。年轻人就是更往南宁、广东跑。能出去的都出去，没人愿意待在田地里，农活其实相当繁重，产出十分低下，就劳动时间产出来说，外出务工强太多了。

　　人都是有理性的，都想以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改变命运。企图把农民牢牢圈在土地里，把他们当记忆中的景象观赏，其实才是真正的残忍。

　　那些怀念乡村生活记忆的人永远都不会留在农村，正如那位鼓吹乡土情缘的博士生最后还是一门心思留在上海。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就是如此。

　　与伤感于少小离家不能天天侍奉父母的知识分子青年想象不同。农村的家长都希望孩子早点出去早点赚钱早点混得有出息，整天待在家里混日子或务农反而被认为是没出息的败家子。在很多家庭，每年最开心的日子就是春节，除了节日，更重要的是外出务工一年的孩子回来了，带回一年的工钱，可以盘算着盖房置办彩礼，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这就是希望，在贫瘠的土地上，再没有比希望，更让人感恩祖先保佑的了。

　　越来越多的家庭依靠外出务工谋生，就减少了对土地和宗法大家庭的依赖。以往那种族长或长辈治下的“和睦”，不过是压制个人意志的宗法权。在独立的个体上，反而能建立协商、契约的机制。当然，这需要时间。

　　一个人，只有不仰仗大共同体（国家”的施舍，不依赖小共同体（家族）的财资（土地等），能自由选择工作，才能真正获得自由生存的权利和能力。

　　人们总感伤离别。但其实相对于固安本土，迁徙反而才是人类的常态。作为客家人，我的祖先是在古代从河南而来，到了福建，再搬到广东，然后到了广西。祖先最后搬到老家这落地，其实不过两三百年而已。或躲避战乱，或为了一块土地，或囤边。为了生活，人们总是在路上。

　　在古代，人们寻找的是一块可耕种的土地，现在人们寻找的是一份更好的工作，本质是一样的。现代经济里，工业、服务业是有集群效应的。沿海地区的产业链已经高度完善，物流发达，企业在那更有竞争力，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如果说土地是到处都有，那么工业服务业只会更加集中，务工人员向沿海地区流动是改变不了的长期趋势。改变不了趋势，就只有改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思路，而不该是想着怎么把人们赶回农村。

　　树挪死人挪活，人们可没啥在一块地方穷死饿死的必要。改善命运的迁徙，永远是对的。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捍卫每个人离开家乡的权利，在能发挥自己最大才能的地方，创造出新的故乡。

来源：新华网

鸿雁

以上是摘自新华网的几篇谈谈家乡变化的文章，请平台的老师们也来说说哈！

鸿雁

说实话，今年春节我回家乡了，变化还真是挺大，如今的农村和城里人从穿着来说，已经没什么变化了

鸿雁

家乡的小镇夜晚被霓虹灯装扮一新

鸿雁

因为开发风力发电，家乡的戈壁滩一片“大风车”

高山水

高山水

乡村山水看变化！风土人情说冷暖，这个专题办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