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符号的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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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眩人双目。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

这是季羡林先生所作《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里的话，其实用胡适墓墙上“德艺双隆”这四个字来形容昨天刚刚去世的北大资深教授季羡林先生，也是再恰当不过的。

精通十二国语言
   
“季老的过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仁珪对季先生的评价。赵仁珪教授感叹，像季老这样有着很高深的学术造诣的老师越来越少了，季老的去世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生命的结束，更是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

记得我考入北大时，就听老师说，我们学校有一位老先生精通十二门外语，尤其是当时国内精通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以及许多中亚死文字的唯一学者，于是乎懵懵懂懂的我就对季先生充满了敬意。后来我的几位学友都成了季先生的弟子，他给他们布置的第一门功课就是每天去北外（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学阿拉伯语和其他中亚语言。从他们的言谈中，我进一步得知季先生对学业要求之严、做学问功夫之深。
  
那时候，季先生住在北大朗润园，就在未名湖的北面，所以听人说季老最爱在未名湖边散步，带着他的猫，悠然自得，虽然我一直无缘得见。我时常想，今天做学问的，有多少人能够象季先生那一代人一样，在学术上狠下功夫呢？不要说别的，就说那十二门外语，不知要难倒多少人。而季先生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佛教史研究、吐火罗语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东方文化研究、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散文创作上都颇有建树。
  
有人说岁月把季羡林塑造成北京大学的“元老”和“活字典”，塑造成高等院校内硕果仅存的文科大儒；但我觉得，这样的学问，这样的功底，绝不是简单的岁月积累的结果，而是他一生勤学的结晶。季先生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没有过人的才能、没有持之不懈的努力，无论如何是成就不了一代宗师的。
  
坚辞“国学大师”桂冠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就在文化热潮中，季先生出版了《病榻杂记》。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这些年，“国学大师”这顶桂冠不知被多少学者、专家争来抢去，也不知有多少人在为当“学界泰斗”而沽名钓誉，更不知多少人想天方、设地法要成为“国宝”，而我们的季先生居然把这三顶桂冠全部束之高阁，真的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可以说，季先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给那些追捧虚荣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课。
  
也曾经听说有一个掏粪工业余爱好画画，他出了一本画集，于是央求名人方家来给他的画集作序，找了好几个颇有点名气的人，人家都以种种理由予以回绝。而我们的季老先生却没有嫌弃这位掏粪工，慷慨应允作序。俗话说“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从这件小事中，我们可以领略季先生的人生风范。
   
偷译八卷本《罗摩衍那》
  
“文革”期间，季先生偷偷地翻译了用梵文写成的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八卷本），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我们知道，季先生在“文革”中得罪了当时的北大造反派红人，人家甚至派人到他的山东老家去收集他的黑材料，他也一度想要自杀，但最终还用心翻译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确乎是常人所无法企及的。
   
走笔至此，忽然想起季先生所译《沙恭达罗》中的两句话：“无论你走得多远，都走不出我的心，就像是黄昏时分的树影，拖得再长，也不开树的根。”我想，季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作为文化符号的季羡林，一定会像“黄昏时分的树影”一样，长留在中华的大地，长留在中国文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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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走得多远，都走不出我的心，就像是黄昏时分的树影，拖得再长，也不开树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