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产生了一种深深影响到中国后来与西方关系的排外传统。当广州北边的英军和印度军等待中国当局来履行赎买协定的条款时,他们在三元里集镇上和集镇附近掠夺了几处庙宇和强奸了几名妇女。这些具体的刺激,再加上广大人民群众对战争的焦虑,促使对外国人的比较温和的那一套陈旧看法变成了恐①1841 年 11 月 18 日义律呈阿伯丁伯爵公函,外交部档案 17/46;义律致郭富公函,包括 3 页,见于 1841年 5 月 21 日和 24 日的公函,外交部档案 17/46,伦敦档案局。②参见《筹备夷务始末·道光朝》,卷 29 第 23 页。③小韦克曼:《1839—1861 年中国南方的社会骚乱》,第 117—131 页。外的种族主义情绪。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在 5 月份的最后两天,当地绅士召集了大约两万名义愤填膺的农民,试图用锄头、镐、铁头梭标和大刀去屠杀这些外国兵。在严重的起义发生之前,广州知府命令乡绅领袖们遵守停战协定,解散他们的非正规军。乡勇们满怀愤怒地撤退了,他们相信,如果不是官方干涉,他们能够击败敌人。后来的民间传说和官方报告对这个信念又添枝加叶,以致使很多中国人认为,如果允许三元里乡勇去打仗的话,他们的国家确实会打赢这次战争。因为义律威胁着要炮击广州,广州知府这时解散他们是当然的;可是他并未被欢呼为救星,反而被称作是一个“卖国”的怯懦官僚。总之,求助无门的官员们这时正普遍成为替外夷的胜利承担过失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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