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岁的追梦人 听人民日报老编辑讲述新中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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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无处不飞花”。何燕凌、宋铮两位报业界的老前辈，用非凡的经历诠释了这句人生格言。他们是一对革命夫妻，今年一个87岁、一个85岁，相伴走过了70个春秋。自1939年相识，他们共同度过了高中和大学生涯，一同经历了国统区的白色恐怖，一起参加了中共南方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和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在党组织安排下一同到了解放区，在创刊不久的人民日报社工作，成了人民日报发展历史中特别的一对。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何燕凌亲历了开国大典的历史时刻，而宋铮却与之失之交臂，当时她刚生下与新中国同龄的女儿。

　　在惊心动魄的地下工作中成长

　　在数十年人生中，何燕凌和宋铮最亲切的伙伴就是书籍。家中满满两墙的书是他们经历的最好见证和个性的最好说明。如今虽已年愈八十，他们仍保持着良好的读书习惯，并随时将思考和感悟记录下来。在我们的交谈中，他们多次引用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的言论，并结合当下的实际。他们提到了最近的G20峰会，对中国现今的国际地位大感欣慰。虽然年龄大了读书有困难，但他们对国内外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我们不由得感叹，不愧是资深报人，对新闻的热爱丝毫没有因年纪增长有所消减。

　　然而，在何老和宋老的印象中，最初踏上新闻之路并非出于兴趣，而是出于对党领导的民主解放和人民民主事业的向往。他们的成长充满曲折和艰辛，同时还有对民主的渴望和与朋友们并肩作战的喜悦。

　　何燕凌原名杨育智，宋铮原名张增淮，高中时都曾在河南黎明中学求学。在他们合著的《红岩儿女》中写道：1939年秋天，黎明中学高中部有了3个女生，其中就有宋铮。她和绝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受到昂扬的革命气氛的感染和鼓舞，渴望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而何燕凌、贺果、康涛等三个年轻人因喜欢《新华日报》而相互接近。他们从报上看到列宁办过《火星》报，几个人商量办了一个《火星》壁报，宣传团结抗日。高一的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两个女同学也参加进来。后来，火星社的活动受到干扰转入地下，原创始人和三个女同学另组织了秘密的读书会。因为大家都喜爱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就把读书会定名为“海燕之群”，“人人都觉得像兄弟姐妹一样亲切、温暖。”他们交流学习心得只能写在纸上，在课堂上以同学间借书还书的方式互相交换。宋铮笑言，正是在这里他们开始接受了党的启蒙教育。

　　他们在南方局办的《新华日报》吸引下到重庆去上大学。1943年秋，何燕凌从中央大学转入复旦大学，与宋铮、康涛、马根荣会合。他们十分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独裁和腐败，又受到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感染，更加认定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的希望在共产党。不久他们就与南方局青年组取得联系，参与建立青年运动的复旦大学“据点”（据点是周恩来适应抗日战争中期大后方——主要是重庆地区的特殊情况，考虑众多进步青年的愿望和开展青年运动的便利，吸取以往的经验和教训，设计的一种灵活的组织形式，是没有固定形式的组织形式），成为核心组成员，投入艰难而紧张的地下工作。何燕凌和宋铮如此描述当时的感觉：在秘密串联发展进步青年组织、传播被专制统治者禁止阅读的出版物中天天冒着遭遇迫害的危险，在艰苦斗争中也有欢乐，“每次见到青年组的大哥们，都如沐春风的亲切，聆听他们的话语以后疑团为之消失、眼光为之明亮的兴奋，捉迷藏一般摆脱了特务监视、追踪之后的轻松，都使我们多体会一次难得的愉快。”

　　据宋铮回忆，有一次，她从南方局青年组回学校，手提箱里带了一批秘密的学习材料，刚下汽车就遭到专制当局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站”的特务突如其来的检查。虽然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她仍镇静自若地主动把小皮箱打开，以不屑一顾的神气对特务说：“查吧！”由于她事先在材料上放了几件花衣裳，而且借了从香港来的一位同学的花旗袍穿在身上，特务盯住看了一眼，又看到她的穿着，就让她出了汽车站。至今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宋铮仍为当时紧张的气氛和自己的机敏镇定兴奋不已。

　　1944年，何燕凌加入南方局青年组领导的《中国学生导报》的筹备工作。由于据点核心组是秘密的，而导报的工作是公开的，不能兼顾，只能参加一项，核心组成员和导报主持人争何燕凌，为此吵得面红耳赤。青年组决定何燕凌坚持隐蔽，对于导报的工作只能在必要时“客串”。他参与导报版面设计后就退出导报的正常工作了。12月22日，《中国学生导报》破土而出，迅即成为学生运动的火种与号角，报头就是何燕凌从鲁迅书简中选出几个字来临摹集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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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生参加人民日报工作 一生为当初的理想搏斗

　　由于在复旦大学读的是新闻系，而且参与过学生报纸工作，抗战胜利后又为在河南建立“据点”而参与过在开封办一份民间报纸的工作，1946年何燕凌和宋铮一进入解放区就被中央局组织部分配到刚创办不久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工作。1948年何燕凌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两区合并后的华北局《人民日报》担任版面编辑，设计了人民日报新的版式和报头。

　　回想设计新报头的经历，何燕凌说，当时随着全国局势发生的巨大变化，新的人民日报已经不是原先的人民日报，报社意识到再沿用以前的报头已经不合适了。通过华北区副书记薄一波向毛主席提出请求，请他题写新的《人民日报》报头。

　　在西柏坡一家农村院落里，一代伟人毛泽东坐在窗前，提笔濡墨，在两张杂志大小的白纸上一口气写下4行“人民日报”，共计16字。这16个字最后交到了何燕凌手中。“我从毛主席写的16个字中，选出‘人民日报’4个字，描摹下来，拼制成自左向右的横排报头。这在当时文字竖排的情况下，是不多见的。为了使报头舒展一些，我去除了当时国内报纸版面普遍采用的外包线框，把报头‘解放’出来。”在全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民主斗争迅速进展的形势下，何燕凌希望报纸的版面上也有一种“解放”。

　　薄一波看了新设计的版样以后认为很好，开心地说：报头两边的两个“报眼”的线框也可以去掉，再“解放”一点！华北《人民日报》的版式就这样确定下来了，以后成为全国报纸通用的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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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庆典仪式之前漫长而喜悦的等待

　　在两位老人一生中，1949年的开国大典是不能忘怀的一笔。回想往事，两位老人感慨良多，跟随老人的思绪，我们“回到了”1949年。

　　那一年，随着各地陆续解放，一个崭新国家的蓬勃气息激动着每一个人的内心，几乎整年都处在一种令人欢欣鼓舞的喜庆氛围中，彷佛每一天都是庆典，都在过节。新政协的召开和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建国纲领的制定，特别令人兴高采烈。1949年8月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央党报以后，何燕凌仍然担任人民日报版面编辑，每天上夜班。那段时间许多重要评论都须送中央领导审核，取回已是凌晨三四点钟，还有一系列后续工作要做。有时中央有重要文稿要发表，工作时间会更长一些。很长一段时期内，何燕凌和同事们的工作时间都是晚8点到第二天上午8点。9月30日工作更为紧张了，大家都为第二天的大典报道忙碌着。“第二天就要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央党报当然一点错也不能出。”

　　回想起10月1日当天的情景，动人的光彩在何老的脸上荡漾开来。那天报社里的人都很兴奋，好不容易等到报纸大样检查完毕，还未开印，他们就急不可耐地跟随报社的队伍出发了。队伍进东华门，然后在天安门附近的胡同停留。这时广场还没完全布置好，大家只能在胡同里等着。参加庆典的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广场上，一部分是占多数的参加游行的人。广场布置完毕后，大家进入广场有序地排队，东边是政务院人员，西边是中直机关人员，其他各界群众在长安街南侧的广场上列队。

　　何老向我们讲述，当时没有观礼台，就是临时搭了两个台子，一个是指挥台，另一个是为苏联艺术团准备的礼台。当年广场上的旗杆要比现在的小得多，但是当时就觉得很高了。庆典当天早晨是阴天，上午还下了一点小雨，大家都在雨中守候着。下午却放晴了，实在是意外的惊喜。

　　上午10时，一切准备就绪，广场上人山人海，到处都是热情的欢呼声和嘹亮的歌声。大家都望眼欲穿，互相热切地询问着，什么时候开始，怎么还不开始。午饭也是在广场上解决的，报社统一带了馒头分发给大家，那个年代能吃上这个已经很开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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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新中国的成立 一生难忘的“兴奋”

　　好不容易等到临近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委员沿着天安门古砖梯道拾级而上。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时，30万群众立即沸腾起来，欢呼雀跃，无数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场景十分壮观。

　　下午3时整，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主席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随着话筒里阅兵指挥部的命令，54门礼炮轰鸣28响。

　　28响代表28年革命历程。“那一天，我们在下边听着，每一声大炮都把心里头震得跳起来了。”何燕凌的声音高亢起来，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在座位上动了一下，恍若再次经历震颤。接着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宣布了主席、副主席和56名委员的名单。听着这一个个代表着当时全国各方面的民主力量、象征着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名单，何燕凌说：当时心情激动不已，心想：“真是把各方英才都团结起来了！”“真是一个民主政府啊！”“从此人民当家作主了！”“我们多年向往的民主自由的新中国终于诞生了！”。

　　之后的阅兵更是神来之笔。几十架飞机编成整齐队形从天安门上空呼啸而过，气势磅礴。广场和城楼上长时间地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声。“中国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空军”，“我们自己的飞机就这样飞过来了，真神气啊！”

　　那一刻，何燕凌想着：自己和朋友们一直苦苦奋斗的，当年毛泽东主席赞赏的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就在眼前，富强民主的新中国就在眼前。

　　何燕凌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如此壮观的场面。他实在太兴奋了，心中有太多感触想诉诸笔端，仪式结束后已是晚上，回到报社立即着手编排第二天的报道版面，又是一个通宵，却仍然不觉得疲倦。

　　10月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前一天举行开国大典的盛况。报头两侧醒目的位置上刊登的是毛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和朱总司令阅兵的照片。左下角则是题为《不可战胜的人民国家》的社论，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一时间，全国上下无不为之欢欣鼓舞。这正是何燕凌等编辑们一夜奋战的成果。

　　1949年10月1日，对宋铮来说，则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当时她正在休产假，领导担心她身体虚弱支撑不住，没有批准她参加开国庆典仪式队伍。但是，当庆典开始的时候，她在院子里面听到长安街上大喇叭传出的声音，还是忍不住走出家门。宋铮说，当时我心想，新中国成立了，这么重大的集会，在北京城里却去不了，真是太遗憾了！我放下孩子走到院里，再走到王府井大街南口看了一会儿，再回来看看小孩。描述这一切时，她的眼神和语气中充满叹惋，我们都感受到了她心中的遗憾。但是，这些年跟随新中国一步步走来，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亲历着、见证着中国人民在解放后经历了许多原先未能料到的曲折和劫难，走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绝大多数从贫穷走向安康，中国成为举世注目的经济总量居于第三位的国家，宋铮内心的宽慰远远超越了当年与庆典失之交臂的遗憾。与此同时，他们希望为后辈做点事的心愿也越来越强烈。

　　2006年，已届耄耋之年的何燕凌和宋铮开设了博客，希望以自己的经历激励年轻人。何燕凌写道，“人生的长途有欢乐也有忧伤/有阳光有风雨也曾迷茫/到暮年依然心潮激荡/怎能放得下当年追求的理想！”

　　在这个温暖的午后，看着老人恬静的面容，品味着他们时时闪耀的睿智，感受着他们因充沛的思想洋溢的神采，我们读出了生命和岁月的力量，正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阿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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