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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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出生在1949年，和共和国同龄，是大巴山里极普通的一位农村妇女，与农村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吃过的苦堆起来比农村老屋后的小山都高。即使后来来了城市，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儿女孙辈们的生活，老家地里的庄稼，辛苦盖起的几间瓦房，精心呵护的自家山林，家里鸡鸭和小猫小狗好不好，还有对过去时光的琐碎记忆。
母亲个子一米六六，年轻时是乡里标致女娃，说媒的人挤破了门槛。外公杨家过去是名闻十里八乡的地主，高大英俊的外公是大少爷脾气，出身地主家庭曾口蔡家的外婆却恰恰相反，三从四德思想影响了她一辈子，全家事情包括儿女婚姻都是外公说了算。母亲和父亲是娃娃亲，母亲原本是不愿意的，可是外公点头了，母亲是丝毫不敢有反对意见的。
母亲出嫁时，好面子的外公置办了像样的嫁妆，宴请了亲戚和周围的邻居，还放了当时颇为稀奇的电影，婚礼是极为隆重的，据说晚上赶来看电影的人们散场时，折光了外公家将近半亩地的甘蔗。嫁到我们家，母亲的苦日子开始了。如果时光会倒流，我情愿母亲从不曾嫁到我们家，从不曾吃过这些苦，尽管母亲不与父亲结合也就不会有我们。
我的父亲本姓魏，本是我奶奶娘家粉壁魏家的亲侄子，由于爷爷和奶奶没有生养，在父亲三岁时，爷爷奶奶就把父亲从魏家抱养过来续香火，也就从了杨家的姓。我的外公和我的爷爷是亲兄弟，所以母亲和父亲的结合算是名义上的表亲结婚，农村所谓的亲上加亲。父亲不喜读书，没有什么文化，凭着亲戚关系，被招进巴中县国营罐头食品厂做了工人，在农村人眼里算是吃皇粮的人。
母亲和父亲结婚后，父亲在县城罐头厂上班，十天半月才回家一次，由于生活、性格、环境、习惯和思想上的差异，母亲和父亲的感情趋于平淡。这对母亲和父亲来说，这样的婚姻其实都是不快乐的。罐头食品厂倒闭后，习惯工人生活的父亲不甘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活，去了遥远的新疆，在石河子建设兵团的一家煤矿干上了煤矿工人，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直到他生病，很早就离开了我们。
母亲生养了四个儿女，父亲的常年在外和早逝，家中三个姐姐和我四个孩子，生活的重担都压在母亲的身上，她很辛苦的操持这个家。家里没有什么挣钱的门路，家里日常开支都是靠母亲喂猪、养鸡、养鸭换点钱支撑的，一家人吃饭，穿衣，学费，人情，每一分钱都要考虑周全，精打细算。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在我老家的正房屋里，有一只柏木做的木箱，式样极为普通，做工算不上精致，也没有特别花哨的嵌饰，箱体涂着猪肝色的土漆，那是母亲出嫁时娘家陪嫁的嫁妆。从我记事起，这只木箱就是我眼里最神秘的物品，端正放置在家里大粮柜上面，钥匙随时放在母亲的衣兜里。“可能是母亲在里面放着什么宝贝吧？”儿时的我，经常这样想。
好几次，瞅着母亲开箱的时机，我撒丫子跑到院坝里，摇摇晃晃搬条小板凳，然后踩着小板凳，扶着大粮柜，伸出小脑袋，想顺着木箱边沿往里瞅，但是怎么也够不着高。这时候，母亲总是变戏法一样，从木箱里给我变出小花糖、麻花等极稀罕的东西，用小手捏出一颗含在嘴里，那种甜味可以陪伴我一下午。这只小木箱，居然可以变出吃的，在小孩子的眼里，那是拥有多么神奇的力量啊！
我家在店子河的杨家山上，人们出行爬坡上坎，赶场要到二十里外的店子河乡场或者四十里外的曾口镇场上，特别是到曾口镇场上，路途远不说，中间要翻过好几座山，还要趟过好几条河，道路都是山里人用脚走出来的，路上崎岖不平，荆棘丛生，特别是马鞍山那一段路，那时没有公路，一边是行人望断肠的悬崖，一边是密不透风的松树林，遇上下雨天，路面湿滑无比，行人稍不注意就得摔跟斗。
山里人家，没有什么别的挣钱门路，在我家里，母亲饲养的鸡鸭就是储蓄银行，家里开支就指望着鸡仔鸭仔们呢？所以，家里鸡鸭生蛋了，那是不敢随便吃的，等鸡蛋鸭蛋凑得差不多了，母亲就开始张罗，在竹背篼底部铺上米糠，然后小心翼翼放入一层鸡鸭蛋，再放上一层粗糠，再放鸡鸭蛋，如此反复这般，直到装满背篼。
为赶上早场，让自家的鸡鸭蛋卖个好价钱，母亲总是半夜三四点就起床，轻手轻脚的做早饭，自己吃过后，再把孩子们的早饭热在锅里，然后收拾停当后，就打着向日葵杆做的火把，背起沉重的背篼，天不亮就出门赶场去。其实，母亲走的时候，孩子们在被窝里都是醒着的，每次都会心生出无限的担心，可是我们是无能为力的。
母亲赶场去了，等到下午五六点钟，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姐姐们就会牵着我的手，站在屋后晒粮坝上远远望着母亲回来的路。等待的时间总是万分着急的，终于母亲回来啦。这个时候的我总是跑得飞快，前去迎接母亲。母亲拂去满脸的汗水，原本沉重的背篼已经轻了许多，鸡鸭蛋变成了家里必须的生活品。
母亲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木箱，将收入的钱理得平平整整，按照分、角、元的顺序依次夹在一本《毛主席语录》里面，然后仔细检查一遍，再小心的锁上。凡是经过母亲手里的钱，不管什么时候拿出来，必是平整干净的。后来我长大了，老家的村长不止一次对我说，你母亲是他见过的最有盘算的人了，钱的数目是分毫清楚明白的。每次做完这些，母亲就会坐在院坝阶沿石上歇息一会儿，母亲看上去多么疲惫啊，汗水总是浸透衣服，汗水打湿了前额的头发，紧紧贴在额头上。
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总觉得场镇上是极其令人向往的地方，所以纠缠住着母亲，要随同去赶场，开始母亲不答应的，本来山路不好走，要背负很多东西，再带个孩子，不仅走不快也是很难的事。后来，我把母亲纠缠烦了，母亲就带我去了，在一个七八岁的山里孩子的眼里，场镇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个世界，吃的、喝的、看的、玩的，简直就是童话一般的场景了。
赶场的路上，我一个小孩子走不快的，到了河边水边，母亲就紧紧地拉着我走，遇到路上深沟不好走，母亲就把我抱一段路，再放下来让我自己走。有时候，我走累了或者不想走了，我就耍性子赖着不走，这个时候母亲叹口气，然后背着我走。在母亲的背上，我对自己的“聪明”极为得意。现在想起来，除了母亲对我的万般疼爱以外，也是无可奈何的。
母亲在场镇上卖东西的时候，我拉着母亲的裤腿，看着母亲和小商贩们讨价还价。每次我肚子饿了，母亲就会给在小面馆给我煮四毛五分钱一碗的包面给我吃，油亮亮的包面上撒着绿色的葱花，再加上几滴保宁醋，别提多香了。可是，母亲却从来不吃包面。这么好吃的东西母亲为什么不吃呢？我问母亲，母亲回答说，儿子，我不喜欢吃包面。其实，母亲是舍不得自己吃一碗在她看来非常奢侈的包面的。
散场回家的时候，母亲首先会买好油盐酱醋等生活必需品，为什么非要等到散场的时候买呢？母亲说，那个时候的东西是最便宜的。然后，母亲会在小吃店给家里的孩子们买点小零食或者水果。到了最后，母亲才会给自己买八分钱一把的麻花，一边走一边吃，渴了，就在路边摘一片桐树的叶子，折叠成小水碗的样子，舀路边水井里面的凉水喝。现在想起来，心里就会泛起隐隐的疼。所谓，当家方知柴米贵，养儿始知父母恩。
父亲走得早，家里没有男劳力，这在耕种田地的农村是极其艰难的。尤其是我们家，三个姐姐和我都很小，遇到种水稻和种麦子的那一季，是能把母亲累出病的。母亲到处找人求人帮我们耕田外，还要出门换劳力给别人家干活。按照农村约定成俗的换劳力原则，别人家男劳力给我们家干1天，母亲就得给别人家干2天。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那时的农民都是靠天吃饭，遇到耕种季节和农活繁忙的时候，每个人家的劳力都是极其金贵的。
一季农活忙下来，母亲手里厚厚地一层茧，脸给太阳晒得又红又黑。每次换农活结束，母亲一身疲惫回到家，躺在床上翻身都喊痛。好几次，我曾在半夜，真切的听到母亲低声的抽泣。那个时候，我们姐弟的心里，如同刀子割过一样的疼，可是我们帮不到母亲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帮她。那个时候的我们一家人，是最无助，也是最难过的。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母亲带着我们，就像一只老母鸡护着几个小鸡仔，尽她最大的努力，在艰难的日子里熬着，跋涉在生活的路上。
母亲是自尊的山里女人，在我眼里，她从未向困难的生活低头，养的三个女儿都是按照乡里的风俗，风风光光的嫁出去，再把唯一的儿媳妇风风光光的娶进来。那个时候，家里生活和经济这么困难，母亲依然要坚持送我读书。到今天，我尽管从没有进入过正规学府，但还能够写一点东西，这都归功于我母亲的睿智，感谢母亲的远大目光，所以说我是幸运的。而几个姐姐就没有我那么幸运了，为了家庭的生活，她们都是早早的辍学，早早的承担起并不属于她们那时应该承受的农活和家庭压力。
母亲常说，人穷志不穷，人要活得有骨气，硬气。我记得，大姐出嫁时，家里倾其所有，为大姐置办了像样的嫁妆，办了当时我们农村最好的宴席招待客人，为的是大姐到了别人家不会说不上话，受尊重，有面子。把自己的孩子养大，再让自己的孩子们有个好的归宿，一家人能好好的生活，这就是母亲最简单质朴的心愿。
母亲常教育我们说，人活着要知道感恩，就如同农村人说的，屋檐水滴现窝窝。姐姐们出嫁后，有了自己的孩子，她们和姐夫们相继为了生活出去打工，都先后把孩子教给了母亲带。对这些年幼的外孙，母亲没有半句怨言，就如同以前养育我们一样，默默承担起了养育孙辈的重任。如今，她的外孙们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考上了外地大学，但是不管多远，孙子们都懂得感恩，心里惦记着年迈的外婆，每次回家都要帮助外婆做事，或者买点礼物，这让母亲很欣慰。在母亲看来，这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就是这么传承的。
如今，母亲年纪大了，头上的白发一年比一年多，身体一年比一年差，有时候走一段路都要休息好一阵子，如同慢慢被榨干了汁液的甘蔗。前些年，我接母亲到我工作的城市，妈妈开始执意不肯，我知道，母亲是不愿意离开辛劳了一辈子的土地，舍不得离开自己操持了几十年的家。在那里，在我的故乡，那里的山山水水，每个田坎地头，有母亲播撒的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沉淀了母亲太多的人生记忆。

沙漠里的鱼

母亲一生含辛茹苦！记忆里母亲的影子撒满田园的每一个角落，感谢母亲！母恩浩大！学习问好老师！

幸福海边

母亲一生的勤劳、勇敢、善良，装在我成长的记忆深处

幸福海边

问好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