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营中走出的经济学家群体

屈联西

  ■ 白卫星 本报副主编


  军营不是学校胜似学校，既锻炼人才，也培养人才，其中就培养了不少书法家、理论家、艺术家。在我国规模不大经济学家群体，也有一些弃武从文的经济学家，老一辈经济学家中就不乏早年参加革命的军人。比如，骆耕漠曾任新四军军部财政经济部副部长、华中军区供给部部长、第三野战军东兵团后勤部部长；杜润生曾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队长、太原军调小组军事代表，1947年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了挺进大别山的战斗及淮海战役；宋涛于1939年参加新四军；何伟1944年在晋察冀军区三纵队兵站任站长，后调冀中军区参加平津战役；施正一16岁加入解放军，参加了解放云南的战斗……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8周年来临之际，我想简要谈谈从军营里走出的经济学家群体，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经济学家。因为我曾经也是军人，我在兰州军区守备师当兵时，现任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房峰辉是我的领导——师参谋长。因此，我对有过当兵历史的经济学家有一种特殊情结，自然也就格外注意经济学家的军人履历。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鹤，曾参与多项国家改革方略设计，被外界认为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智囊，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操盘手”。1971年，刘鹤下乡当“知青”，后便入伍，在38军服役。在那个年代当同龄人还在边远地区插队时，刘鹤能加入“王牌”部队，无疑是幸运的，对丰富他的人生经历也是非常重要的。刘鹤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期间主笔的《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因此被调到当时的国家计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在此期间，刘鹤主持制定了11个国家产业政策，其中5个由国务院正式对外颁布。他参与了“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还参与了“十二五”规划编制，同时还是十六届三中、五中、六中全会和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重要执笔人。前不久，他又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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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中心首席专家管益忻教授有20多年的军旅生涯，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原理论秘书。早在1980年，管益忻作为军队代表，参加了由于光远等发起召开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讨论会”。2007年，他推出多年潜心研究的学术成果——“毛泽东兵法与企业战略管理”，首创毛泽东兵法的商战应用。他认为，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同“客户经济理论”是一致的。商战第一位的“敌人”是客户，其次才是竞争对手。像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歼敌有生力量、打歼灭战等兵战思想，同企业经营的打造核心竞争力、强化市场占有度思想、市场细分策略等是相通的，并且是被若干家企业实战证明的科学有效的战略思维。出版专著，开创性地推出“企业要经营客户消费”的“（经）营消（费）”理论。1938年出生的管益忻先生迄今身心健硕，思维活跃，论著已越2500万字之多，至今主持《经济学家周报》，并于最近在美国同哈佛大学库珀教授对话中推出“大制造”新理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于1976—1983年在兰州军区20师（后改编为兰州军区守备第1师）服役，历任战士、副班长、文书、营部书记、政治部干事。1978年高考以宁夏自治区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1986至1991年先后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室工作。1991年至2001年在美国工作和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和发展金融专业博士学位。他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现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环境资源与发展经济学系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和发展金融理论。他2006年率先提出“定价经济”理论，所撰写的《金融创新与定价经济形成》为定价经济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2010年提出的长链金融理论对定价经济学作出进一步论证。

  刘树杰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研究员，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公用事业改革与监管的理论与政策研究，并直接参与了部分相关政策的制定工作。刘树杰是空降兵，他说“当时在部队，除了军事训练就是政治学习”。书看得多了就想写东西，进入部队报道组后，开始学着写消息、通讯、评论。刘树杰还记得，自己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看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有感而发的，稿子发表在当时的《空军报》上。在部队期间，刘树杰曾读过著名经济学家徐禾的《政治经济学名词解释》，“有的东西懂了，有的似懂非懂，这样最能激发求知欲，特别想弄懂它”，从此开始对经济学有了兴趣。高考时，刘树杰发现吉林大学有政治经济学专业招生，就报考了这个专业。在部队的业余时间，刘树杰最愿意看书，也有时间看书。客观地看，当兵的这段经历对他日后考大学及从事经济研究工作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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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入伍的林岗发表了几篇理论文章后，于1977年《解放军报》将他借调到理论处，之后他被正式调入报社当了一名理论编辑。那时正值思想解放大讨论的时期，林岗接触了很多新的观点，广泛浏览中，他对经济产生了兴趣，“年轻时读书就是靠兴趣，当时中国经济落后，有关经济体制方面的争论特别多，我就注重读经济学的各种论著。”1982年，他顺利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之后，林岗又回到《解放军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1987年，他再次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成为吴树青教授的经济学博士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经济系副主任、副教务长、研究生院副院长，1995年任副校长，将自己的所有精力都奉献在培育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教育岗位上。林岗主要从事所有制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学方法论等领域的研究，成果颇丰。

  迟福林1968—1976年在沈阳军区技术侦察支队任宣传干事，1977—1984年在国防大学政治部任宣传干事、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教员。16年的军旅生涯主要是做宣传工作，这是迟福林学术生涯的基础。迟福林的视野非常广阔，研究领域主要是经济改革发展，具有超前性、战略性和对策性。他作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负责人，主持了许多改革热点问题研究，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蜚声海内外，并成为中国改革研究的重要基地。

  现任山东大学产业经济学研究所所长的臧旭恒教授有5年的当兵经历，他真正的人生成长是从步入军营开始的。1970年冬，臧旭恒成为某军火箭炮兵团的一员，负责部队新闻的通讯报道。在这个时期，他采写的大量文章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多家中央及新闻媒体刊发。五年多踏实勤恳的军营历练，不但为臧旭恒赢得了许多的嘉奖，也在潜移默化中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臧旭恒的研究领域是产业经济理论、消费经济理论、宏观经济分析和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经济的理论贡献比较突出。

  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韩康教授长期致力于比较经济、公共经济、宏观经济和发展问题等学术领域的研究，多次参与有关国家经济改革与发展重大课题的研究。近年来主要注重中国公共经济的理论和政策方面的研究，发起成立了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并担任会长。韩康教授1971年入伍，在24军70师任班、排、连、营职干部，1978年到解放军政治学院任教员，有10年的当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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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当年为了参加高考，主动提出复员。1972年，王广谦穿上军装，先是在泰安军分区警卫连当通信员，后来大部分时间当文书。“文书这个岗位训练不苦，晚上看书可以看得很晚，连部的一个小图书室成了我最喜欢去的地方，我把里面的每一本书都看遍了。”那个年代，王广谦似懂非懂地读起了《资本论》，又一点一点地“抠”《毛泽东选集》，还做了20多万字的学习笔记。“那时候，虽然社会的大环境不是很好，但我对国家、对我身边的人却一直心存感激，我总觉得我欠社会的，应该尽我的能力去报答，去贡献我的力量。当1978年初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我提出了复员申请，想实现小时候就萌发的大学梦，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吕政和他的接棒者金碚都曾经是军人。1970年2月，吕政结束南京军区部队农场锻炼，被分配到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门从事军需工业生产技术管理和企业技术革新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金碚于1971—1975年在解放军空军北京军区航空兵部队服役。吕政说过：“大学毕业生到军队虽然是文革时代对大学毕业生进行再教育的一种方式，但根据我个人的体验，对于学哲学社会科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并不是浪费青春和虚度年华，而是十分有益的磨练。”在军需工业战线8年多的实际工作，使得吕政对工业经济和企业生产技术管理方面问题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也为他在1978年报考工业经济专业的研究生及后来专业从事工业经济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

  我记得1997年在《生产力研究》杂志刊过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宗胜的自传，他是山东省乳山市人，也是当过兵。具体服役时间需向陈宗胜先生咨询。

  此外，还有一些穿军装的经济学家——军事（国防）经济学家，像国防大学的库桂生、后勤学院的顾建一、空军学院的樊恭嵩、海军工程大学的陈炳福、军事经济学院的万东铖等，他们岗位特殊，一般不做宣传，在军队默默奉献，为我国军事（国防）经济的建设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这里提到经济学家群体，多数有插队、务农、当兵、进工厂、当公务员、做科研的经历。尽管他们有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有的是高校的校长，有的是高层智囊，但当兵的经历对于他们既是骄傲的，更是无法忘怀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