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烈宏：“中国制造2025”不能简单等同于智能化

魏明东

         “中国制造2025”不能简单等同于智能化
——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总经理刘烈宏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加速推进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新格局。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谋划和布局，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就在我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双向挤压”挑战的背景之下，由国务院正式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一问世即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中国制造2025》明确提出：经过10年奋斗，到2025年，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全员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迈上新台阶，同时将智能制造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着力发展智能装备和智能产品，推进生产过程智能化，培育新型生产方式，全面提升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
　　制造企业如何看待“中国制造2025”？在实现智能制造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就此话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刘烈宏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制造业亟待转型升级
　　由于制造业占我国经济比重较大，因此《中国制造2025》一经发布就引来了业界的热烈反响。在刘烈宏看来，推出制造业升级计划既是必要之举，也是众望所归。“此前有种说法认为‘中国不再需要制造业’了，我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事实证明，发达国家在‘丢掉’制造业以后叫苦不迭，而美、德、英等发达国家先后提出‘再工业化’也不乏深层次原因。”
　　早在“中国制造2025”尚未提出时，刘烈宏在与上述国家产业界和政府人士进行交流时就了解到，这些国家失去制造业之后，不仅GDP受到影响，还影响到了就业：“虽然有一种说法认为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要远高于制造业，但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做设计、管理和服务工作，很多人还是需要在制造业找到就业岗位。同时，如果制造业缺失，那么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相关业态也会减少，比如物流业。由此可见，制造业对一国之重要程度不容小觑。”他同时表示，对于我国来说，如果不振兴制造业，将来也要面临就业的问题。
　　“从全球的情况看，‘中国制造2025’来的并不晚，基本与国际上工业化大国同期，这也是这一计划备受关注的原因之一。”刘烈宏这样表示。他任总经理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以下简称“中国电子”）不仅是中国最大的国有综合性IT企业，同样也是制造业占比较重的企业，“制造业在中国电子业务占比大致在65%左右，这也使得中国电子必须直面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和挑战。”刘烈宏称。
　　好在，外国同行的一些做法可以被参考。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前，刘烈宏刚刚完成对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ElectricCompany，简称“GE”）的学习考察。“在本轮金融危机后，世界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制造业企业需要重新定位。即便是此前生产服务业占比很高的GE，也正在重回制造业集团的定位。GE刚刚宣布，出售整个金融业务和一部分房地产业务，同时收购法国工业用电巨头阿尔斯通的能源部门，以补齐在发电行业的短板，并将能源、发电、装备作为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从某种意义来说是重回工业集团。翻阅GE历史可知，金融业务在很长一段时间占到其利润比重的60%。卖掉这些赚钱的业务，GE在未来很可能将以科技公司或制造业公司的角色长期存在。”
　　这样的产业加减法，让很多以GE为学习榜样的企业陷入沉思。“以前很多中央企业学GE，搞产融结合，一些中央企业集团搞起了财务公司、投资公司以及租赁和信托公司，业务范围甚至还涉及其他金融衍生工具的专业化公司，这种做法在当时比较时髦。现在看来，我们学习的鼻祖已经率先把这些领域切掉了，因此我们也必须思考，如何进一步定位金融服务类企业和集团公司实体企业之间的关系。”刘烈宏这样说。
　　“GE产业加减法至少能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三方面启示。”刘烈宏认为，一要围绕战略、主业和竞争力做好产业加减法，以此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二是必须推进企业国际化进程，“GE已明确提出，来自美国本土业务收入只能占到其总收入的25%，其余75%要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当前我国推动‘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中央企业可以在此过程中重塑国际竞争力”；三要创新管理，“在当前成本刚性上升和毛利率减缩的情况下，提高企业盈利水平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精简管理者人数，同时提升其管理能力”。

魏明东

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不能简单等同于智能制造
　　“中国制造2025”的一个“要害”，就是“智能转型”。而谈到中国电子在智能制造方面的路线图时，刘烈宏表示，总体来看可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仍然坚持把高端制造业（特别是与信息产业相关的高端制造业）作为整个集团发展的重点，“作为一个制造业占比较重的集团，在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时会增加在制造业领域的投资，这种投资将针对产业链上游或高端展开，集中在技术门槛较高、产业投资较重、符合国际潮流的领域，比如我们会在新型平板显示、集成电路相关产业、电子先进制造等方面增加投资。”
　　第二，要在装备和智能制造领域的关键环节，研发几个“管用”的装备和技术。“现在一些人存在认识误区，认为‘中国制造2025’就是智能化，而搞智能化等同于生产机器人，好像只要生产几个机器人就实现‘中国制造2025’目标了。实际上，智能化只是‘中国制造2025’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非全部内容。”刘烈宏认为，这个“全部”至少有三层意思，一是中国要将制造业作为发展重点，二是要把装备业搞上去，三是把智能制造技术、智能数字化工程搞起来，“某种意义上讲，前两个是基础，智能制造是提升。”
　　刘烈宏同时表示，相比装备智能化，真正有难度的是装备国产化。此前，李克强总理在工信部座谈会上提出，“中国装备”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市场占有率，高铁、核电等装备正在进入国际市场，反过来，以“中国装备”升级，树立“中国制造”新优势，这是关键之招。“如果装备都是人家的，只有智能化是自己的，话语权依旧没在自己手上。当然，这还需要一个过程。而从更大层面来讲，德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中国还要补工业2.0（工业化）、3.0（自动化）的课，然后才能进入4.0（智能化）时代。”刘烈宏对此表示。
　　第三，要按照智能制造的要求，建一批数字化工厂，并形成示范工程。
　　第四，要在生产性服务领域有所斩获。“现在我们已经在做电子元器件的电子商务平台，以销售电子元器件服务这个行业的中小企业。”
　　另外，“中国制造2025”的一项战略任务，就是加强质量品牌建设，鼓励企业追求卓越品质，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不断提升企业品牌价值和中国制造整体形象。对此刘烈宏表示，中国电子发展历史悠久，除了集团品牌“中国电子”外，所属各企业又有自己的品牌，“这个方面我们已经开始做规划，今后存量产品仍将使用‘中国电子+企业子品牌’模式，而新兴业务将集中使用‘中国电子’品牌。”
　　与此同时，作为信息产业国家队，中国电子在维护国家信息安全方面肩负重任。“目前我们的核心工作是实现国产计算机服务器、存储设备以及网络交换设备的本质安全。过去我们说某计算机是国产的，但此‘国产’也不意味着计算机实现了本质安全，比如说某款计算机虽然是在中国生产的，但其内部所使用的CPU、操作系统、中间件都是国外的。这几年，我们围绕‘本质安全、自主可控’的思路加强了投资，组织了联合公关，创新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现在可以说，我们自主可控、安全可信的计算机产业生态链正在打造完成，产业链条其中的关键核心环节都是我们中国人自主研发设计的。”
　　IT业如何应对“互联网+”带来的挑战？
　　互联网正在深刻改变着很多行业，信息产业自身也是被激烈改变的对象之一。“过去，人们一提IT产业都感觉很高大上，现在，互联网化正倒逼这个行业发生深刻变化。边际效率跟以前不一样了，垄断被打破，我们不得不适应规模经济效益和低毛利率时代的深刻改变。比如，过去在液晶平板领域，只要你拥有10%的市场份额，可能就会拥有定价权。而现在，由于互联网化和规模经济的效应，即便你占据10%的产能，可能也只拥有一定的竞价权，更多的定价权转移给了消费者。行业的充分竞争使得消费者成为‘老大’，最有话语权。消费者只愿意为性价比最高的产品买单，这就倒逼整个产业链和生态链都要挑战底价，以期达到为消费者创造极致的消费体验。”刘烈宏表示。
　　他同时表示，由此可以总结出在互联网时代，IT业保持可持续竞争力的几条“真理”：“一是保持技术创新能力，使产品性能有优势；二是在一定程度上聚集规模经济效应，保证产能，把产品毛利率做低；三是想尽一切方法降低运营成本。”
　　至于行业中的小企业，刘烈宏特别强调，它们拥有多重生存和发展模式，比如依托一个强有力的供应链、生态链，为这一链条提供有特色的服务；更为重要的生存之道是颠覆式创新，“大企业很难再去做颠覆性的事情，只能讲微创新、技术改造，而小企业本身就是在颠覆中发展成长起来。”
　　当前，我国经济虽然面临下行压力，但信息消费数据靓丽，在刘烈宏看来，信息消费势头良好对中国电子来讲是重大机遇：“虽然国民在信息消费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多，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发展空间巨大，这一势头也把我们这种在集成电路、新型平板显示、软件、信息安全和信息服务都有布局的企业推上了产业风口，我们要时刻保持强劲的发展动力，同时也要迎接挑战。”在他看来，挑战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技术进步的挑战无时不在；二是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正在改变着行业的游戏规则；三是如何保持企业旺盛的生命力，以不断吸引到一流的人才。
　　展望“十三五”，刘烈宏建议，在总体目标和产业转型升级选择方向上要导入几个关键词，包括“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集成电路振兴规划以及国家网络安全发展战略，“我们期待‘十三五’规划中，体现国家对产业升级引导的意识更加强烈，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也能更加明确，力度也更大；国家财税政策要更加支持实体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整体环境和政策要支持企业做好产业转型升级的加减法。”刘烈宏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