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个性官员”，邓小平会不会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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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湖南省新田县纪委暗访拍摄干部工作录像，玩游戏、炒股、办公态度傲慢、上班睡觉等都被记录，投票测评干部作风导致一些人被通报、辞退、免职和撤职，当地群众燃放鞭炮表示拥护。

   新京报发表刘洪波的文章：这些经常被认为“新风扑面”的事情，无一例外地出自各地方主政官员的手笔。各种“超常规”手法的运用，显示了某些“常规手法”的失效。无论主事者是要力图有所作为，还是仅仅展现个人治理风格，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在吏治的常规之下，他们很难“推进工作”。“超常规治吏”到处冒头，实际上是治理实践在制度变革滞后条件下的闯路行动。例如，仇和在昆明因官员开会睡觉而责令其辞职，这曾经引起很大风波。在现行制度下，开会睡觉实在不足以责令辞职，然而，就现代政治要求来说，一名官员因开会睡觉而辞职又有什么过分的呢？然而，中国的问题是牵出一个就有一串，人们又要讨论“会议是不是过多了”的问题，干部睡觉是不是工作太累的问题等。客观原因，扯起来可以无边无际，而哪一个原因似乎都一时不能解决，这样大家又只好“酱”在一起。事实很清楚，个性官员在一个地方带来的新意，既有可能只是一时兴起而未能坚持，也有可能即使有心坚持也不堪孤胆英雄式的压力，更有可能因为人事调整而“人去政息”。个性官员可以带来一些佳话，可以让人看到治理的闪光，但希望通过越来越多的个性官员去改变什么却不易，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因为这里面确实有一意孤行的可能。应当换一个思路来看个性官员。与其去清点他们做了些什么，到底有多少“人治”色彩，不如看他们提出了怎样的问题。个性官员及其超常之举，实质上就是治理实践向体制之弊提出了变革的要求。超常之举在民众中所获得的鞭炮与掌声，也反映了民众对变革的呼唤。而舆论对这些超常举动表达的忧虑，可以看作是对“人治”的警觉与排斥，也可以视为对变革的期待。顺应而为，很多问题或可进入制度化解决的轨道；逆行或者固守，变革的社会合意也可能因失望而转为社会分化之力。

    小蒋随想：在我看来，个性官员的一些“非常之举”之所以获得上级的默许，在宿迁“卖光式医改”备受质疑后仇和还是获得提拔，或许是出于“特区试点”的考虑。在改革开放初期，沿海经济特区的设立，一些前所未有的政策的施行以及观念的变革，对内陆地区后来的经济改革起到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许，在上层看来，如今一些个性官员的“超常施政”虽然有可能超出现有的行政机制框架、引发一些争议，但其终归是一种突破性尝试，无论是“试错”还是“试对”都可能给高层今后更大程度与范围的改革提供依据。何况，个性官员的“非常施政”只是在较小范围内进行，这与特区开放初期“大不了就关了”的思路可能是一致的。个性官员频频受到高层提拔，同样反衬出当下在体制内做“太平官”、“熬年头”的人太多，既得利益者与既得权力者不思进取、不愿变革势力之强，以及高层努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扭转经济与行政改革“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积极尝试。而上述变革的动力——行政机制改革滞后本身，同样又是当下改革的最大绊脚石。关于人治与法制，我觉得最好不要陷入无尽的争论。毕竟，法律是要靠人来制定与实行的。在制度本身存在缺陷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人勇敢地、成功地站出来，也许永远形成不了突破的可能。在这个层面上，“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便是最好的例子。问题是，如今的个性官员拥有上述能力与公信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