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整体人公司将傲立于全球舞台

笑看今朝

人类社会是一条奔涌向前的河流。今天是过去的传递，未来是今天的延续。要梳理清楚中国管理未来的走向，需要觉察中国管理今天的真实。2008年，几件不相连贯的事件组合在一起，昭示着未来中国管理的走向。

    达娃之争：中国公司走向的显示器

    达能娃哈哈股权之争，是表征当今中国管理状况的重要指示器。这是著名中国民营企业与著名跨国公司之间的长达一年多的纷争和诉讼。1996年一纸阴阳合同牵引出扯不清楚的是非。即便去年底两国政府出面协调，也没有达成和解。今年又因为宗庆后逃税3亿元东窗事发，而把合作的机会彻底消灭了。

    达能公司为了维护一桩特殊环境下的“超划算买卖”，不惜牺牲国际通行的规则，不惜牺牲长期行之有效的治理结构，不惜专设公司为宗庆后实现逃税提供便利。自以为铺设够多，当事人已经完全被掌控，于是公开叫板维系失控的利益。可是，当把国际规则的外衣变成大旗高擎时，也暴露出自己不守规则的裸体。

    宗庆后依仗着他独特的话语方式，高层内参、民族情绪和群众运动一起联动，本不把达能看在眼里。可是一连串离岸公司违规运作、一家人国籍变换、一系列公司国有股零代价转换成个人股的事实，不断被曝光。一个红旗手生生被自己涂黑了，那种恼羞成怒的怨气直冲九天。2008年又被曝光偷税3亿元人民币，无论抓住中法奥运火炬传递的摩擦写多少“爱国心”的文章，也抹不掉一个“中国偷税第一人”的事实。举国在冷眼看他本不性感的裸奔。

    一年前，当宗庆后打出民族品牌的旗帜后，各大媒体竞相头版报道，知名人物纷纷表态，强调中国民族品牌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可是，一年后，宗庆后故伎重演，舆论就没有那么买账了。很少有纸媒继续报道宗庆后的宏论，反而“中国偷税第一人”的醒目标题到处可见，他只有靠写博客来广为告知他的中国心了。

    2008年形成一个重要的转折。娃哈哈集团最终所属已经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宗庆后与达能舞动旗帜背后赤裸裸的利益令人瞠目。一个无视规则而又打规则牌的跨国公司将如何自处？一个为私利把所有违规的事全做了的企业家将如何收场？人们开始跳出民族情绪从一般商业规则的角度看待宗庆后，看待达娃之争了。

    原来商人赤裸裸的利益，可以诉诸相去甚远的宏大话语方式，原来言辞上不可一世的背后，都隐藏着深深的恐惧。人性、利益、价值、规则、文化、国企改制、离岸公司、跨国逃税、商标品牌、阴阳合同、双方政府介入、全球化门槛等等，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案例，能够一下子涵盖了中国商业如此之多的是非和主题。当然，商业就是商业，诚信为本，共赢为基，这些被复杂运作掩盖了的商业本真终究要凸现出来。

    一场苦涩的闹剧，引来举世的目光。达娃之争，一下子让我们看清了两个丑陋的裸体。原来著名跨国公司不是像标榜的那么阳光，原来已经成为巨富的中国企业家还充斥着精巧而又见不得人的算计。原来，著名跨国公司与著名中国企业家之间的谩骂攻防，与自由市场小商小贩为争抢摊位之间的肉搏并没有什么不同。或许，这就是转型中的中国现实。这里不是中国民族情绪和跨国公司透明规则之间的冲突，这里是贪得无厌的两个商人，公然对社会商业规则的破坏。

他们将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中国商业环境的改善如何体现？善良的人们拭目以待。

    次贷危机：中国为美国埋单

    第二个标志性事件是美国次贷危机深入探底，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倒闭，被摩根大通2美元一股收入囊中。起初，中国人暗自庆幸没有实施大规模的抵押贷款证券化，中国银行业也没有被卷进次贷危机，盈利依然雄劲。可是，突然跑出一个经济学家张化桥，他言之确凿地说，美国次贷危机的埋单者是中国人，是中国人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庞大美元储备。这些美钞正在高速贬值，五年贬了三分之一以上。美国正在加紧印制新钞票，中国拱手向华盛顿交“通货膨胀税”或“铸币税”，接盘次贷危机！（张化桥：《重商主义之祸》）



来源：《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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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在美国精巧的金融设计中，国家经济主权沦为美元的附属物。我们向来引以为傲的庞大美元外汇储备，却成了美国投机者贪婪吞噬的唐僧肉。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固守着千年古训，省吃俭用，多生产、少进口，多积累、少消费，多攒美元，少花美元，结果到头来却要为美国的通货膨胀埋单！而且，一边谦和地堆起笑脸进贡，一边还要承受对方的傲慢和谩骂！这就是中国的今天，一个在惯常的商业思维中活动的大国，还没有睁开眼睛看清楚这个金融体系为底的世界。在当今世界的经济体系中，谁执掌了金融的牛耳，谁就执掌了世界。这悲壮的一课，将给国人留下深刻的记忆。

    全球化已经不是概念上的了，全球已经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无论是有意识地参与还是无意识地被卷入，都要在这个体系内各取所得。中国人不能再被动下去了，中国人如果不有意识地积极参与，如果继续那种岛国经济思维，我们将继续做冤大头。

    在美国金融业深陷次贷危机不能自拔之际，沃伦·巴菲特则重登美国富豪榜榜首。巴菲特长期不看好美元。在过去6年中，巴菲特大举做空美元。他做空美元的理由是基于美国庞大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在5月3日伯克希尔·哈撒韦年度股东大会，巴菲特面对当天到场约3.1万股东预言，美元还要贬值10年以上。巴菲特幽默地说：“如果我今天带着亿万火星货币登陆火星，我肯定不会把所有的钱都换成美元。”巴菲特把手中的美元都买了公司。买那些能赚外汇的公司，买资源型公司，买中国、印度的公司。去年巴菲特买中石油大赚30多亿美元，那天表示等价格合理时还要买进。

    看来，中国要跟巴菲特学两招了，到全球去投资有价值的公司。单纯抛售美元，可能把美元的汇率打得更低，受损害的还是中国。而把美元转换成全球有价值公司的股份，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中国觉醒：到全球去投资最有价值的公司

    对一个资源贫乏的大国来说，把这些美元外汇储备转变成沃尔玛、苹果、惠普、IBM、思科、力拓、必和必拓、摩根大通、高盛、瑞银等一流消费类公司和资源型公司的股权，可能具有更多价值。

    先知先觉者还是中国企业家，已经凭借去海外买资产、买公司走向了全球化的舞台。华为、中兴、联想、TCL等走出去办公司和并购公司是一种全球化的路径，中铝、中投、工商银行等投资海外有实力大公司的股权，也是一种全球化的方式。

短期内摔跤、付学费都是正常的。走出去参与全球经济才是正道。中国企业人的努力形成影响未来格局的第三个标志性事件。

    中国人参与全球化现在不愁货币资本。这是中国公司走出去的坚强后盾。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巨大市场的庞大订单，是中国公司走出去的最好通行证。大型资源型公司、一流消费类和制造类品牌，特别想分享中国的高速增长，中国公司可以投其所好凭借手中的订单，反向投资其母公司。当然，最大的优势还是30年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群体和精神。

    全球今年第一季度并购交易总价值为6610亿美元，同比下降31%。而汤姆森金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第一季度并购交易金额达到了破纪录的431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一季度跨境并购交易总额达到285亿美元，相当于2007年同期67亿美元的4倍多。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和最主要的资本输出国，拥有最多的外汇储备并且已经是世界第四大贸易实体。中国企业全球化运营能力的建立和提升，正是这组数据的重要注脚。

    过去海外并购主要集中于消费类和制造业，今年以来则偏向于金融公司和资源型公司为主。自去年以来，姜建清领衔的工商银行以5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南非标准银行20%股份，陈元领衔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入股英国巴克莱银行，楼继伟领衔的中国投资公司以30亿美元入股美国黑石集团以及今年50亿美元投资美林，马明哲领衔的平安保险以约240.2亿元人民币收购欧洲著名金融企业富通集团旗下的富通投资管理公司50%的股权，肖亚庆领衔的中国铝业联合美铝动用140亿美元投资力拓成为第一大股东，黄文天领衔的中钢集团动用近13亿澳元敌意收购西部矿业取得中澳双方政府的批准和西部矿业董事会的推荐。在这一连串并购事件中一个清晰的脉络是，中国公司不再是简单把资源拿回来为我所用，而是通过自己的卓越创造整合全球资源为全球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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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的大局观，将影响到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以楼继伟、任正非、肖亚庆、黄文天、杨元庆等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人，不乏“总体人”的思维，他们没有把自己与世界割裂开来。他们不从概念出发，不从已知的模式出发，不从切身的经验出发，不闭目塞听，不自说自话，而是像赤子那样拥有一双童真的眼睛，敢于直面那些令人愉快的和令人不爽的真实，拥抱一个接一个的变化，他们一刻接一刻地创造着伟大的产品和品牌，提升人类的福祉。

    转折的时刻

    2008年是中国的一个转折时刻。

    展望未来，中国人有着复杂的情绪或心态。高昱在《为中国寻找另一个世界》中不无担心地指出：“过去30年的成功，即肇始于中国人特有的勤奋与创造性，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西方文化和西方规则的认真学习。如果我们注定在黑夜中独自航行，在激烈的内外纷争中寻找启明星，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确实，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主动融入了世界经济，是中国学习西方先进市场体系、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30年，是中国人对西方规则和西方文化认真学习的30年，也是中国企业人勤奋创造无中生有的30年。

    我们30年如一日，找到了西方管理这根拐棍，挥舞几下还比较管用，可是如果要把全身的重量全部押上，可就危险了。

美国管理强大，人才济济，机构完善，已知的经验惊人，可是这同时也是些因循守旧不利创新的诱因。次贷危机在美国最自以为豪的金融领域爆发，说明有一个很强大的成功陷阱。美国已经被成功的陷阱捕获了。警醒的中国人已经开始在解决现实问题中，一刻接一刻地创造着自己的商业思想、商业模式和商业原则了。

    当然，在这个转折时刻，我们没有必要回避严峻的问题。我们的治理结构还存在着欠缺，夹杂着民族情绪的各种说法还阻碍着世界级企业家诞生，我们的宏观设计和管理还在形成中国财富的最大流失，而我们开始出征全球化还是一路坎坷。但是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一半，我们毕竟已经开始出发了！

    在亿万中国企业人中，积蓄着一股大能，要征服世界一流公司。中国已经有了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中国也有了盈利能力第一的公司，中国也有了增长最快的公司。但是若干第一，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公司在世界上的整体形象。我们与伟大的公司总是隔着那么一层。随着马云、史玉柱、丁磊、郭广昌、肖亚庆、沈南鹏、黄光裕以及80后新一代企业家的崛起，世界开始刮目相看。

    史玉柱是新一代企业家的突出代表。经历过痛彻心扉失败的史玉柱，对商业的理解比同龄人甚至比许多老江湖要深得多。与老一代企业家不同，史玉柱们不是瞅准了国家政策双轨便利或依附体制才发现了致富机会。他们一开始遭遇的就是生存问题。没有利润，没有真金白银，就一天也不能存活。一种生存还是死亡的恐惧，使他们不能不把生存和利润放到最重要的地位。他们没有特权和体制可以依附，只有到市场上去寻找客户。史玉柱的商业观念，一直在与时俱进。从初期简单的广告和人海战术，到后来的潜入客户心智中去把客户琢磨透了，再加上抓住人性本真的务实管理，史玉柱代表了迄今为止一代中国商人的成长轨迹。

    如果说史玉柱是单一产品和技术的设计师，马云则是将企业形式和企业运作当成核心的完整的发明创造，他设计了全新的组织人力资源和发挥创造力的方法。马云今天树一根柱子，明天砌一面墙，后天又搭个凉棚，人们还看不出阿里巴巴的整体影像。终于，在2008年初，阿里巴巴发布了建设电子商务生态链的战略。人们这才对马云这个总设计师，有了一个具体概念。一如《基业长青》的作者柯林斯指出：“未来的一批长久成功的大企业将不再是由技术或产品的设计师建立的，而是由社会的设计师建立的。”马云注定将成为中国商业史上浓重的一笔。不是靠他的物质财富，而是因为他“让天底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阿里巴巴，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生活方式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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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是一个旧时代的落幕和一个新时代诞生：看重人脉关系的第一代企业家正在淡出舞台，那些以科学心专注客户和行业的新一代企业家正走上前台；或许这是一个旧商业意识的消退和一个新商业意识的展开：损人利己的科学心日渐消退，由悲悯心支撑的科学心日益强势。马云和阿里巴巴则向我们证实了，从悲悯心出发，在利他“服务的自由”创造中，同样可以成长起伟大的世界级公司和世界级企业家。

    为全球服务：中国人准备好了

    当商业走上求索人性和心智的轨道，就踏上了正道。这里不再有华美的理论或耀眼的规则插手其间，这里沉淀的是对客户、对合作伙伴、对员工、对利益相关者心智一刻接一刻的觉知和把握。老庄哲学、儒家文化和佛学经典这些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对于中国企业人求索人的心智和人性，提供了举世无双的启迪，是中国商人在茫茫无际的世界商业汪洋中航行的启明星。

    尽管世界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解和歧视，中国人则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启明星的导引下，发现和实现着整体人的观念。中国人的大局观自古以来就一直强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都是整体人。不同国别、不同区域、不同种族的人们痛痒相关，好恶相闻，全球人都相互依存。小溪只有加入历史长河之中，才会有生动的波涌，才会成为大景象的一个有机部分。而一旦局限于一湾湾的积水，最后只能是死水了。

    可以说，中国人准备好了。中国人会成为全球最开放的族群。作为历史长河中最为闪亮和跃动的一部分，中国企业人一刻接一刻地求索全球人的心智的过程中，一定将整合全球资源创造伟大的产品和服务，全球在翘首期盼来自中国的伟大产品诞生，世界商业史在等待着中国智慧和汗水的结晶。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未来，这就是中国管理的未来。

    20年前，张承志的小说《北方的河》，曾经让一代青年热血喷涌。在今天这个转折的时代重温张承志的警世预言，依然让我们的心不能平静：

    “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考、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曾有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慨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种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最终是光明的。因为这个母体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新生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从这个观点来看，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

    附文：

    近30年，美国企业有什么样的管理失误？

    改革开放30年来，不仅中国管理处于一步步的摸索之中，同时期的美国企业同样面临着管理的阵痛，同样沿着“失误—纠错”的轨迹前行。

    197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期，美国企业在与日本企业的竞争中一再受挫。这一现实源于美国企业的管理失误：在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之时固步自封，依旧过分追求管理理性，推崇目标管理，对作为企业主体的人缺乏重视，将之视为实现业绩目标的工具。随后，美国企业开始了全面的反思与革新，在深入研究日本企业管理模式之后，建立了系统的企业文化理论体系，重视人的因素；在借鉴日本制造业全面质量管理、精益生产、准时制造等优秀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产生了企业流程再造这一变革模式。

    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经济强劲增长，股市扶摇直上的刺激下，美国企业界又陷入了新的误区：在“新经济”理论与资本市场交织的鼓噪中，展开追逐短期利润增长速度的赛跑，扩张和兼并盛行一时。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破灭，随后两三年，安然、世通等一大批深陷误区的企业纷纷浮上水面。纠错行动随即大规模展开，美国企业变革了过去的公司治理准则，由管理层主导的公司治理结构将被监管主导的公司治理结构所取代；重新思考了新经济的意义与企业的生存理念，摒弃了过分推崇资本市场表现的思想，将稳健、可持续增长作为决策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