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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深圳信立泰股份有限公司在深交所上市引起关注,缘由是该公司董事长叶澄海24年前曾担任深圳市副市长,如今叶澄海已是保守身家高达34.09亿元的富翁。
东方早报发表陶短房的文章:支持的一方认为,让叶澄海们获得下海(还有其他出路)的自由,有助于打破领导干部终身制的怪圈和痼疾,对干部年轻化和干部编制的“消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反对的一方则认为,“高官”并非一般在职人员,他们处在特殊的位置上,有职有权,有部属有“地盘”,有多年宦海搏浪所积累的人脉和庞大关系网,这一切都可能在其“商人化”后,就地转化为机遇、金钱和门路,成为其过关斩将、击破其他挑战者的宝刀利刃。如果任由“高官下海”现象蔓延,则容易滋生官商勾结、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对官商两界都会产生消极影响。应该承认,当官也好,经商也罢,只要符合资格,如何选择取舍本应是属于当事人个人的权利。在国外许多国家,这种官—商、官—学、官—律师、官—银行高管间角色的切换,不仅非常频繁,而且司空见惯。比如美国,政府各部门高级官员就有很多是高盛等公司高管出身,而这些官员中的许多人离职后又会回到这些公司,有些佼佼者甚至商而复官、官而复商,来来回回兜过几个大圈子,被形象地称为“旋转门现象”。缘何在中国,“副市长下海”还有逆向的商人从政,会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议?在发达国家,“旋转门现象”固然司空见惯,但高级官员的回避制度非常严格,离职高官根据职务高低和专业性质,被限制短期、长期或永久不得涉足某些被认为可能影响社会公平,或涉嫌利用既往身份牟利的行业和领域,违者将受到严肃查究和严厉处罚。加拿大曾有若干移民部官员违规“下海”担任移民顾问,结果受到严惩,前总理马尔罗尼在未满“禁入”年限的情况下,出任某军火掮客的顾问,进行政治游说,最终不得不面对司法旷日持久的审判。只要有“红绿灯”,有“交通规则”,有“投诉热线”和“交通信息台”这样的有效监督,“高官下海”也好,商人从政也罢,最终都不该,也不会成为激烈争辩的话题。
小蒋随想:当富豪榜变为“杀猪榜”,当许多衣冠楚楚者被“扒粪”出第一桶金之黑臭,坊间对一些人、一些事难免会变得疑神疑鬼。24年前的副市长转变为身价数十亿的阔佬,并且在审批“学问”多多、“水很深” 的A股市场获得公司上市资格,想不扎眼都难。有人或许会说,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进行“有罪推定”是不理性的,对当事人也是不公平的。质疑者则可能反问:谁能保证副市长在华丽转身的过程中,没有动用过曾经积累的一丝人脉?在各种审批与项目发包中没有获得过半点“近水楼台”?前副市长甚至没有进行过“自证清白”,旁观者为何不能提出一些疑问?的确,高官转型、或是在政商两界来回窜,只要有严格的职场回避制度,就没有什么可疑问的。问题是,我们至今都没有相关法规,对那些已然下海、没有采取过回避措施的前官员,难道只能既往不咎?就算我们认了过去的事“法不禁止即可行”,如今的官场又有多少构建“离职回避”的氛围?说白了,官员自身回避也好,官员亲属不得经商也罢,制度的设定都是“官员自己给自己设限”。无论是行政提拔,还是对官员的政绩考核,目前依然是由体制内领导说了算,纵然民间对官员行政、各级行政机构的法规有这样或那样的微词,但官员体系仍旧缺乏“由外及内”的绝对压力与动力。可以预见的是,只要民间认为官员管理仍旧是“左手管右手”,只要官员体系内部还是“只对上负责”,各种猜忌、隔阂、疑虑就很难消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