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总理睡眠最少看当今某些官员的“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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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去世后，许多身边的同志回忆，认为他是全国睡眠最少的人。投身革命后他长期日理万机，在重大历史关头经常多少天日夜不眠。（北京青年报2009年9月14日）

　　1931年4月，负责保卫的特科领导顾顺章叛变，为了安排上海的中央几十处机关和几百人迅速转移到新秘密住址，周恩来连续几个日夜奔忙，眼睛熬得通红。过去他从不抽烟，这次也破例向身边的陈养山要了一支，只抽了几口就呛得直咳嗽。

　　四十年代在延安，周恩来就因坚韧耐劳被党内同志称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头骆驼”。他自己却说：“不，我只是一只小毛驴。”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就因工作忙碌被人比做古时的周公旦。史称周公“一餐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意思是吃一顿饭和洗一次澡时都要中断几次接待来访者。毛泽东在1949年月12月致信柳亚子时讲到周总理，也引此典故说：“周公确有吐握之劳。”

　　到了“文革”期间，周恩来一般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留法时结识的革命“老大哥”胡志明于1968年到北京时，向周恩来提出的一个要求便是，希望他能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回答却是―――“我做不到。”

　　其实周恩来何尝不需要休息，他曾说过：“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面对纷繁的国事和别人无法代劳的难事，他又事必躬亲。1974年上半年，他的癌症已开始扩散，但是据办公记录统计，仍有半数以上的日子工作在18小时以上。

　　如此律己奉公，如此为国为民操劳，难怪全民爱戴、举世敬仰。今天，当我们庆祝共和国六十华诞之际，更加怀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周总理的一生始终装着国家、装着人民，惟独没有他自己，所以连起码的睡眠时间都不能保证，即使是癌症开始扩散，也仍然是在牺牲自己的睡眠，如此睡眠简直可以说是可怜之极，想起来都令人心酸、令人感动。然而，看看今天的一些腐败现象，看看今天某些官员的“夜生活”，不由得让人痛心、让人失望、让人痛恨。

　　“双面贪官”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有着双重身份，一个是海淀区区长，一个是朋友给的“陈总”。白天，周区长主持廉政会议，义正词严地教育下属要清正廉洁；晚上，“陈总”出入专属的高档会所，美女相伴，歌舞升平。一到了晚上，他就很想过那种“夜生活”。

　　“陈总”的确说出了当今某些官员真实的“夜生活”，醉生梦死，美女相伴，腐化堕落。我以为，现在不少官员的“夜生活”恐怕是这样度过的：一是寄于酒桌之上，觥筹交错，革命的小酒天天醉。这从各大高档酒店的繁忙与交通路上醉酒驾车的公务员们就可以看出。

　　二是寄于声色之中，娱乐场所醉生梦死。歌厅、舞厅、高档会所、宾馆等等，美女相伴，或歌或舞或身体，只剩得空空皮囊。

　　三是寄于赌场之中，麻将声声虚度光阴。打牌赌博，不仅干部直接参与，而且还有不少直接经营，充当保护伞。各大宾馆、茶馆生意奇好，自然赌博的功劳不可抹杀，而这之中，官员是不可少的。

　　四是寄于情妇之心，白天捞钱夜夜新郎。养情妇、包二奶，已经不再是某些官员们的什么秘密，而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资本和炫耀，甚至以数量多、年纪轻、文化程度高为标准。老婆基本不用的真谛就在于女人实在太多，顾不过来。而于这样的女人，又不得不费心劳神地大捞特捞，以博得情妇的欢心。

　　而最让人恐惧和担心的是，这样的“夜生活”已不仅仅停留在夜晚，就连白天也恐怕是在过这样一种“夜生活”。一些官员的心中只有个人的名利、个人的享乐，什么理想、什么信仰、什么道德、什么工作、什么群众，通通抛在了脑后。面对周总理如此少的睡眠，如此强烈的为国为民精神，不知道我们的官员们有没有半点的羞愧和汗颜，有没有半点的如坐针毡，有没有半点的警醒与反思？

　　在通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道路上，我们仍然面临着不少艰难险阻，仍然面临着不少巨大挑战，仍然面临着大量的工作要做、大量的问题要解决。而这些都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既能清正廉洁，又要勤勉努力，惟有如此，我们的党才永葆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