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瑛：上帝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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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哲人说：“智慧是变得老旧了的思想，模模糊糊，已经丧失了光彩，再也激不起我们的欲望，我们对它已经没有兴趣了。智慧已经让人觉得厌烦，这是人所共知的。”这一如我的编辑生涯，一生阅稿无数，到头来免不了对职业厌倦，害怕看稿几成心疾。但一读到《天眼》，我的眼睛意外地一亮，一个我期待出现的面影进入了我的视野，我想我应该正眼好好看一下它了。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万的小说重新唤起了我对来稿的兴趣，由此足见《天眼》的魅力。
    和正万相识有十多年了，这个闷葫芦，只有喝上两杯，他的话才会多起来。他出生在贵州遵义，那是个产好酒的地方。我们在一起，谈酒比谈文学多。谈文学也通常是始于酒兴。有一次我即兴谈起卡达莱，居然被他用手机录音，他说回去后听了好几遍，对他启发很大。我无非是酒后信口狂言，毫无逻辑和章法，只管把自己对文学的些许识见抖落一二，被他古玩市场捡漏般捡着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独到眼光和良苦用心。
　　文学需要有心人。我们寄望于文学的，是希望从习见生活反面，窥测其本质，这必须借助文字，借助故事。就像一杯酒，必须借助酒杯和菜肴，当然更不可或缺的是纯粹的酒友，酒的全部乐趣正在于此。《天眼》到底因为什么使我对它刮目相看，简单地说它故事好，远不能言及，唯一的办法是拿起它，读下去。相信你能够读下去，读完庆幸自己没有白读也未可知。
　　渡河离不开船，小说离不开故事。故事是将思想渡向彼岸的船。这部长篇时间跨越了两个年代，但凡读进去的人，会觉得故事的发生和结束都在瞬间完成。一口气能读完的作品莫不如此，你总是嫌它短，恨不得长些，再长些。正万构筑故事的能力让人吃惊，看得出，他正在向卡达莱这样的世界级作家靠近。同时，他把肖洛霍夫和鲁迅视为偶像。在这部荒诞的史诗里，既能看到俄罗斯文学的那种波澜壮阔，也能看到鲁迅似的冷静和机智。他所写的时代，他只经历了一半，但看不出任何隔膜，这得益于他对县域历史和民俗的研究。其实他就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之中。在中国西南地区，尤其落后偏远的地区，和拉美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表现出的荒诞更为充分，也更真实，作家一旦找到好结构，就能得心应手，就能张开想象力的翅膀飞翔。正万的小说便是这种想象力的一种见证。但是你千万不要轻易将它归类为一般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它们之间有些关系，似乎貌似，却气象迥异。它是本地神秘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一棵奇异之树，躯干粗大，枝繁叶茂，却又遍体疤痕。
　　阅读感受因人而异。掩卷《天眼》，我们可能欲哭无泪。正万的描述，是将一个完整的人体一针一针扎给我们看，针针见血，但最后的一针却蓦然触目惊心，居然不见一滴血。小说人物的命运已经不能用悲惨来形容了，它几乎超出了一个人所能承受的极限。每个人都可能有各自的不幸，但是所有的不幸相加也许不及一个陈绍种。一部作品近在眼前，故事场景却离我们很远，于是我们会发觉自己过得其实还不错，还算幸运。难道这不是一次慰藉灵魂的阅读么？
　　文学的黄金时代过去了，现在是文学的瓦砾时代。一个纯文学作家，其作品销量往往不及一个平庸畅销书作家的十分之一。残酷的现实我们都必须面对。虽是瓦砾，但不可随便践踏或抛弃，总有一天，它可能发出珍珠的光辉，这也是我们不遗余力发表《天眼》的原因，把这类作品推荐给读者，于我似乎是一种责任。
　　《天眼》最先的名字叫《奥义书》，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语焉不详。小说定稿后，为讨论标题一度颇费踌躇。直到有一天，我去贵阳，乘车途中突然灵光一现，把“天眼”二字送给了他。现在看来，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书名了。天眼，即上天的眼睛，人在做，天在看，这本来是我为自己一部作品拟定的书名，把这两个字送给正万，是一种缘分，一种了却。既然朋友先于我更需要它，那就给他吧，其实这也等于成全了我自己。
　　《花城》采用长篇小说，从来慎之又慎，《天眼》以头条推出，并非我一个人的主张，而是全体同仁的一致认定。我们认为，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难得的重要文本，它几乎具备了好小说的所有元素：故事，人物，结构，语言，等等。因此有理由相信，读者的期待不会落空。
　　苍天在上，人类的一切行径都逃不脱它的眼睛。《天眼》的故事在继续，《长篇小说选刊》的选用将它的影响引向了深入。《天眼》人物的命运开始演变为作品的命运。坊间的谈论，理论界的评说，媒体的姿态，研讨，评奖，凡此种种，无不牵涉进许多新的人和事，公平公正与否，自有天眼明察秋毫。我们也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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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的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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