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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来话长,1990年初,那时我才24岁,却已经处于人生的低谷。我试着以小说的方式记录我内心里的伤痛,那就像是一种自我疗伤的方法。回想起来,那种做法有点残酷,就是明明受了伤,却强迫自己不断地凝视自己的伤口。
那篇小说的题目叫《防波堤》,就是《诞生》的雏形。写作对我来说似乎有着很好的疗效。几个月过去了,我的情绪稳定了,再回头看已经写了几万字的稿子,又觉得这样的小说是幼稚可笑的:叙事找不到方向,又不想脱离自己真实的经历编故事,看起来像是凌乱的日记或笔记。实在写不下去了,我就把它塞进抽屉,开始写短篇小说。1991年和1993年,我又把《防波堤》改了两稿,但都没有让自己满意,反倒是充满了失败感。
现在我明白了,那时我碰到的真正难题是如何认识自己。那时我太年轻,虽然已经具备一定的写作能力,但还不具备认识自我、认识他人、认识世界的真正能力。如果一个作家都无法准确地认识自己,那么,他到头来也就是个面目模糊、来历不明的人。我不想成为那样一种作家。而要改变这种状况,我只有等待,等自己能真正成熟。
2007年,我的一位前女友从国外回来看我。我们大约已经有17年没见面了,我只知道她在国外,早已结婚生子。我没想到的是,她其实已离婚多年,独自带着孩子,过得并不容易。那年她回国,我们友好地见了面,也为过去给对方带去的伤害道了歉。我感觉到生命中像是有一个轮回完成了。她的出现,让我有了重写《防波堤》的冲动。我感到自己终于可以冷静地面对过去、平静地回忆往事了。
2008年的春天,因为意外地有了一段空闲的时间,我开始动手重写《防波堤》,后来把标题改成《诞生》,至2014年修改完稿。随着思考的深入,我发现我对过去的人和事的怨念已经大大减少了,反倒觉得有很多罪过在我自身。于是,我真正地找到了这部小说的内核。概括起来说,这既是一次对过去的清算,也是一次对自我的清算。一个“新”的人,就是这样从血污里爬出来的。这差不多也就是《诞生》的题旨。
之所以选择用第二人称叙述,主要是受J·M·库切的影响。他在自传体小说《青春》中用的是第三人称,好像跟自己完全不相干似的,这个叙述角度给了我巨大的启发。还有,我读过高行健的《灵山》,他那部小说里的人称极为灵活,你、我、他都有,而我尤其喜欢他用第二人称叙事的部分。
这是一部我的“半自传体”小说。自传体或半自传体小说首先源自作家的真实经历,它不是自传而是小说的一种,它的美学追求与小说的追求是一致的。这就像是作家跟自己玩的一种游戏,像是一种针对自我的实验,用自己有限的经历来编造一个故事。这是一种冒险之举,但这样的文体自有其迷人之处。
    这部小说的故事主要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有读者问我,你为什么不“正面书写”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是这么理解的:对于文学而言,所谓的“时代”其实是一个伪命题。每个作家都是从自己有限的经验和认知出发的,而“时代”这个概念太庞大也太复杂了,如果作家妄图用文学去描述或概括一个时代,我认为是不自量力。当然,我并不否认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文学需要更纯粹的东西,它必须超越时代、政治、民族、国家等概念,它探索的是人性之中的那个普遍性的世界,跟宇宙一样浩瀚无穷。对我来说,文学甚至是比宗教还要高的东西。我很清楚优秀的文学作品给我的生命带来了多么大的喜悦。年轻时,我也曾企图用文学获取世俗的功名,虽说我确实是受了文学的感召。现在,我对文学的看法变得单纯了。我把文学当作生命中的一个探测器,用它去探求生命和世界的本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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