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精神状态的描述

徐州阳君

十九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精神状态的描述
再读十九世纪英国文化论者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徐州阳君

家境较贫，唯藏书多，再一次搬家前夕，妻子让我整理一下书橱，重又翻到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的十九世纪英国文化论者马修·阿诺德的著作《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时，不禁再一次欣然阅之。
中产阶级在阿诺德的言语中属于贬义词。与中产阶级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代表着希望和出路相比不同，阿诺德把那样的一个阶层，称作为“非利士人”。“非利士”原指《圣经》中位于现在巴勒斯坦西南海岸的非闪米特族的古国，于公元前十二世纪至公元前四世纪一度十分繁荣，“非利士人”好战，曾不断骚扰古以色列国。后来德意志学生使用“非利士人”这个词戏称并非大学学生的“城镇居民”，由此引出了十九世纪的用法：指对人文思想、启蒙教育、文化艺术修养等不感兴趣，情趣狭隘，只顾追求物质利益的平庸之辈。
阿诺德瞧不起“非利士人”如同海涅憎恶“真正英国式的狭隘”，在非难保守主义的同时鄙夷自由主义一样，认为他们的这些特质，看起来代表了“先进方向”，实际上，不过是人拜倒在机械的脚底下、文化丧失了全面发展、人被外在化的结果，“与希腊罗马相比，整个现代文明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机器文明，是外部文明，而且这种趋势还在愈演愈烈。”阿诺德因此设想了两个英国：一个是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那时精神成果辉煌，而兴办工业所必须用的煤却少得可怜；另一个是他生活时代的“晚近二十年的英国”，这个英国的人们“动辄将煤啊铁啊之类当成英国的国脉所系”，拼命鼓噪煤要是短缺了，英国的盛世也就到头了。哪一个英国才是阿诺德心目中的理想英国呢？当然是前一个，这个英国“坚持不懈地培养关于美观、优雅和得体的意识”，“专注于看清事物本相，故能驱散不实的幻觉，确立起真正的完美的标准”，也就是说，这个英国是有文化的，是以人的内在发展为旨归的。 
阿诺德眼中的中产阶级“非利士人”是没有文化品位的群体。没有文化，并不等于没有信仰。阿诺德在这本书中又细致分析了西方文化的两个思想源头：注重理性与反省的希腊精神和注重宗教关怀的希伯来精神。阿诺德认为，英美社会中产阶级的种种表现，乃是希伯来精神过于强盛、而希腊精神隐而不彰的一个结果。“英国非利士人最强壮、最活跃的部分是奉行清教和希伯来精神的中产阶级，正是这种希伯来化的倾向使他们离开了文化和全面的发展。同样，人人知道美国人来自英国中产阶级，他们将后者的偏颇也搬到美国去了，只会十分狭隘地看待人的精神领域和那不可少的一件事……我指的是，当美国人的精神振奋起来、付诸行动时，他们唤起的一般只是宗教那一面，而且还是狭隘意义上的宗教。社会改革者到摩西或圣保罗那里找教义，他们根本不知道还能从其他地方得到指引。” 中产阶级以自由压倒德性，以希伯来精神压倒希腊精神，在阿诺德看来，正在使英语民族的文化外在化，光明与理性成为了实利的工具，民众的精神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失误。
阿诺德用“非利士人”为十九世纪的英国中产阶级画了一张像。这个阶层“讨厌一切限制个人自由舒展的做法，‘人人为自己’是我们的准则”，他们秉持自由主义，信奉个人自由，不遗余力地积累财富，“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的英国人那样，如此起劲地将财富视为追求的目标”；他们声称自己才真正构成了英格兰民族的中坚，“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英雄无不以先知的姿态预言等待着他们的伟大命运，好像未来必属他们无疑。他们喜欢自称先进的党，进步的党，与将来联手的党”；他们相信工具理性，“我们的中产阶级岂不追求美好与光明，相反他们喜欢的就是工具，诸如生意啦，小教堂啦，茶话会啦，墨菲先生的讲演啦等等；我常提到，这些内容构成了他们阴郁沉闷、眼界狭隘的生活。”
由于生活生计原因，笔者几乎常年辗转奔波于南方北方、从农村混入城市，又从城市潜入农村，再从农村返归城市，在繁华与贫困、热闹与冷清的对照中，我时不时的会想起阿诺德对于十九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精神状态的描述，总是不能释怀。其实，自由主义与中产阶级，并不简单意味着财富与权利，而是有其宗教与道德的底基，这恐怕也是几年前在中国言说“培养一个成熟的中产阶级群体”时，所应有的考虑。单纯的财富与权利理路不仅如阿诺德所说，会产生文化的偏失，甚至可能导致整个的“没有文化”——连有偏失的精神架构都无从谈起。也许，对于阿诺德的“非利士人”命题，我们也应该从反向来予以思考和把握。一个只知道积累和挥霍财富，一个只致力于个人权利诉求，一个只满足于功利而不问精神价值的中产阶级，是无法成为一个社会的相对健康的推动力量的，在财富与权力之外，人文关怀与道德良知，才是他们社会职能与身份的真正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