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领导干部是否会学老一辈革命家的“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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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反腐历程展之小蒋视点：面对老一辈革命家的简朴、清贫、甚至“抠门”，不知如今“三公消费”的享受者会作何感想。有人说，老革命是没有条件享受，现在国家富裕了，作为“改革功臣”的领导干部也该“享享福”了。还有人说，如果连高级干部都过得很简朴，是一件很没面子、会让“外人”笑话的事。实际情况呢？无论是抽天价烟被“人肉”倒的周久耕，还是一些地方花公款大摆宴席“吓跑”投资客，再或是频频出现的“官员别墅群”，更不要说公车奢侈、豪华办公楼，哪一件被曝光时很有“面子”、很给党和政府“长脸”？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前往西柏坡考察并走访农户、两天自掏30元钱餐费，温家宝总理在“非典时期”前往大学与学子们一同在食堂就餐，不但没有丝毫“跌份”，反而令他们的身影显得那样伟岸。

毛泽东一生对自己的要求都非常严格。无论在生活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解放后颇有条件享受的情况下，他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化，并非常注意用自己廉洁奉公的模范行为影响和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他去世已经10余年的今天，国内仍不断掀起“毛泽东热”，人们用各种形式来表达他们对毛泽东的无限敬仰之情，这除了因为他对中华民族的巨大贡献以外，他廉政为民的优秀品质和崇高无私的伟大人格力量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早在井冈山时期，身为红四军政治委员的毛泽东和红军战士一起吃红米饭和南瓜汤，都是每天五分钱的“伙食尾子”；在长征路上，他患有足疾，但经常把配给自己的担架和军马让给伤病员，在“高原寒、炊断粮”的情况下，他同样和战士一起忍冻挨饿；三年困难时期，他常常“几月不知肉滋味”同全国人民一起勒紧裤带，共度难关。

    1943年3月，在重庆红岩整风学习期间，周恩来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
　　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周恩来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期间认真开展了整风学习。他严格要求工作人员廉洁自律，这是南方局机关工作人员共用的衣裙，因公需要出席一些场合时就换上这些“行头”。

　　周恩来自己以身作则，严于律己。1943年3月5日是周恩来45岁生日，同志们特地做了几道简单的菜准备为他庆祝。周恩来知道后坚持不出席，只让厨房煮了碗面作为纪念。就在这天晚上，他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以更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1940年3月，国难当头之际，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到国内访问，他先到国统区，国民党用一顿800元大洋的盛宴款待他。随后，陈嘉庚来到延安，毛泽东用几元钱的家常便饭为他接风。一奢一简，使陈嘉庚看清了当时国民党“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腐败堕落，看清了共产党艰苦抗战的高昂斗志，从此，他认定：“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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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朱德老师的儿子邓恢明到山西洪洞八路军总部看望朱德。朱德从谈话中得知四川老家仪陇正逢旱灾，生活异常艰难。这让他不由想起了自己两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他因忙于革命，一直没能照顾她们。他担心二老不能度过荒年，很想接济一下，尽一个孝子应尽的义务。但苦于身无分文，于是，他给自己儿时的好友、也是自己的同学戴与龄写了这封信。信中写道:“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两佰元中币，速寄我侄儿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

1935年1月29日时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被俘，国民党士兵搜遍方志敏全身，除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没有一文钱。方志敏在一篇名为《清贫》的文章中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一切难于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该为它们工作一天！”

　1961年1月16日周恩来指示办公室同志写给淮安县委一封信：“你县送给周总理和邓大姐的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以及针织品都已收到了。你们对周总理的热爱和关怀，他们是知道的，但是周总理和邓大姐认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还这样做是不对的。现在总理和邓大姐从他们的薪金中拿出一百元寄给你们，作为偿付藕粉、莲子、馓子、工艺品的价款，其他的一些针织品等以后有便人带给你们。总理并指示将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的通知寄给你们一份，请仔细研究，并望严格执行。”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因患肝癌不幸逝世，时年42岁。焦裕禄同志的一生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长期有病，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比较困难，可是他坚决拒绝给他救济。他说：“ 兰考是个重灾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困难，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他们。要把这些钱用到改变兰考面貌的伟大事业上去，用到改善兰考人民的生活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