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和立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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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立国论是章士钊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1910-1919年间其思想言论的基本线索。这也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1962年,年过八旬的章士钊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 |
章士钊作品 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这么冷静的反思,他早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 |
因为言论不被国民党所采纳,他便挂冠而去;但他立即另办一个《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他逃亡日本,有了冷静总结和反思的好时机。在参与国民党重要政治派别欧事研究会活动的同时,他在自己创办和主编的《甲寅》杂志上,他提出和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这个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 |
在他看来,专制是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祸害。他写道:"专制者何?强人之同与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乐于专制。故专制者,兽欲也。遏此兽欲,使不得充其量,以为害于人群,必赖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独裁之国,抗之以变,则为革命。抗之以常,则为立宪。抗之以无可抗,则为谏诤。""孟德斯鸠曰:'且专制之国,其性质恒喜同而恶异。彼以为,异者,乱之媒也。'……彼虽指宗教言,然专制与喜同连,到处可通。"他毫不含糊地认为,不管革命派有多少错误,以袁世凯为首的专制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其危害更加严重。 |
与此同时,他一再指斥另一种极端--"暴民专制"。他说:"往者清鼎已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卤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党人"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漫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则事实具陈,无可掩也。" |
章士钊没有停留在现象层次。他指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民国初年,以批判态度观察政局发展的中国人为数不少,但能联系世界历史全局反复思考的却不多见。针对这样的现实,章氏认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应以调和立国论为指导,作出相应的转变。他清醒地看到,空谈化同迎异,不能真正确立这样的风气和社会运行机制。关键要培养对抗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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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以农立国 |
他提出"农国"论,几乎全盘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社会政治理念。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反对现代化的理论。其要点是:中国一贯以农立国,必须坚持这个传统。抛弃一切与工商立国相关联的追求与制度。在政治领域,一反前期的主张,不要总统、国会、政党等等与工商国有关的一切制度。 |
他一再撰文,反复演讲,说民初以来政局混乱,战祸连绵,都是走错了路,把不切中国国情的制度搬到中国。"吾国祸乱相寻,自辛亥迄今十二年无宁日者,徒以大选无方,奸雄窃发已耳。不去选事,乱无由已……西土现制之有裨于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国会,断乎无复自存之值。"选举、总统、国会、政党……通通不要。"一言以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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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回归传统 |
进入20年代,章士钊的思想起了巨大变化。引人注目的是他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早在1919年9月,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章士钊已为文学和道德领域破旧立新深感忧虑。他  章士钊书法作品 说:"今人讲新文学,颇采报端之见,挥斥一切旧者,欲从文学上划出一新纪元,号之曰新。愚谓所见太狭,且亦决不可能。""今之社会道德,旧者破坏,新者未立,颇呈青黄不接之观……人心世道之忧。莫切于此。"因此,他认为:"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本来强调横向宽容的调和,转而注重纵向新旧融合。随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更趋坚决。 |
与此同时,章利用《甲寅》周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仍然我行我素。 |
1921年10月归来后,章士钊态度改变。以反对直线发展观为藉口,他断言:"所谓文明野蛮,不过循环蝉递"。"新旧并无一定之界限,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很难于断定……新旧是循环的,昔日以为新者,今日或视为旧,甲地以为旧者,乙地或反视为新。""故思想之进化,亦是循环的,并无新旧之不同。"于是,新文化运动全都是无事生非,有害无益。白话文在他看来更是"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简直是奇灾大祸。其恶果是:"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谨厚者菑然丧其所守,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