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事像

胡云峰

张惠宾的中原乡村体现为一种朴素化与微观化的社会采样，没有预设的、刻意的观念意图，放弃先在的、被赋予的理性判断。它以摄影家之“我见”，提供的只是有关中原农村生活的生动的视觉切片。它不主动去建构宏大意义与激情说教，因而有着更加客观与直接的真实。它不刻意地制造视觉冲击和情绪刺激，因而人物和场面鲜活有趣，体现出亲切的平视的视角和知识分子发乎本能的乡土关切。图为鲁山瓦屋，1997年。

幸福海边

祝胡老师周末快乐，天天快乐

胡云峰

李江树有关北京的拍摄，更类似于一种苦恋式的都市乡愁——他深深怀恋着一座城，一座曾经像唐诗一样美丽的古城。在寻常巷陌，他为我们保留下最后的惊鸿一瞥——那些永远不可再现的生活场景，每一张图片都有着吹糠见米的思想质料与细节，凝聚着一个摄影人长达40年的、拍摄北京的心血和思考。图为北京朝阳区竹杆胡同，1997年。

胡云峰

姜健以格式化的静态的语言，在具有象征意义和符号化的细节再现中，叙述着一个民族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文化景观。我们也可以根据他的照片了解到，城市化的进程也可以是一种城市生活意识与生活价值观向农村的扩散与渗透的过程。姜健在创作过程中力图把照相机面对世界的方式还原到人的眼睛直接面对世界的方式。姜健的眼光穿越镜头见证着他的“肖像”。读者对其“肖像”的阅读成为面对世界的持续见证。图为河南西峡，1999年。

胡云峰

田野的镜头游走在城市同时也是乡村的边缘，他像一个勤力敏感的拾荒者，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小心翼翼地捡拾起被人遗忘的一个个记忆的碎片。每一个碎片都让人惊异，他隐遁在影像背后自己先战战兢兢地不让进入影像中的人或动物受到惊扰，但是他最后还是笃定地不露声色地成为了“他自己的”影像的主宰。疏离和寂寥的情绪贯穿在他的画面中，隐隐地刺痛观看者，同时也把观看者牵引向正在被淡忘的记忆深处。图为开封，2000年。

胡云峰

余海波的影像给我们一个有质感的深圳，像被压路机压过了一样。 这种被当作石子压进路面的质感，或许是1300万深圳人中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感。只有在深圳那些华丽的高楼的背影下，那些城乡结合部的嘈杂中，那些拥挤的宿舍和车间里，或许你才能触摸到它。在余海波的镜头里我们能够感觉到对生命的悲悯。图为深圳，2000年。

胡云峰

闫新法拍摄于河南巩义的《皇陵百姓》以一种统一的符号化的方式，将这块土地的岁月断片统一在一种氛围和背景中，以整体的面貌，营造了略感冷清与静默的存在于历史表征中的现实情景，努力地让历史变得具体，变得鲜活，并且无处不在。他不断地提示着我们，那些在时间深处埋藏的，并不会真正的沉寂。那些被现实抛弃的，并不等于消逝。历史，需要永远地活在当下的现实之中，人，永远地需要保留对于历史的依赖或者是联系。图为永昌陵，2002年。

胡云峰

王豫明一点点地放弃了纯粹的记录性视角，转而采用一种更加主观的方式和各种不寻常的角度。他的画面裁剪也不再那么“标准”，他“未对焦”的作品不再具有太多描述性效果，却更加容易唤起观者的共鸣。王豫明的禀赋和特质主要在于他能够捕捉周围世界中的美丽、悲怆和人性。他知道如何将这些直接表现出来，而不会采用很多浮夸和强调的手法。这是在他那双虽然不大，但是非常有活力和热情的眼中所看到的世界的表现。图为宝丰，2003年。

胡云峰

秦军校长期关注乡土风俗民情特别是那些正在走向消亡的民俗，表现出一种民间文化情怀。他的拍摄采取了非常朴实的手法，掺和了一些自然主义的叙述语言。每一张对着镜头或是微笑、或是疑惑、或是不知所措甚至游移不定的脸，都是拍摄者“蓄谋已久”的精神定格，而这样一种“蓄谋已久”的过程恰恰又是拍摄者在这片生活了多少年的土地上耳濡目染甚至有着切肤之痛体验的结果。这样一种以生存体验为基本代价的纪实方式，是一种心灵与现实的直接对撞，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做作，因此才能显现出强有力的生命力。图为灵宝，2003年。

胡云峰

作为资深的经济媒体记者，王凡几乎接触到了所有如今已成为大佬级的当代中国企业家。《老板》采用介乎肖像照和生活照之间的影像关系构成模式，让被摄者完全处于自我存在状态，使其个性在松弛中彰显，同时摈弃被摄者所处场景中的任何象征、隐喻意味，最大限度地突出人物自身的性格特征，力求能够使之在欣赏者的审美互动中得到升华。如果说中国当代纪实摄影是众多摄影家共同参与的一部如《史记》般的宏大叙事巨著，那么，王凡的作品就是其中“财经本纪”的经典篇章。图为珠海，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