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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版《中国通史》:法家与阴阳家

发表于 2015-12-15 09:27:27 | 查看全部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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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家的流派
  
  战国时代法家的发源地有二:一是齐国,一是三晋。而这两个地区的法学思想,其内容是截然不同的。齐国一派法家思想的书,现存的有《管子》、《晏子》,其作者并不是春秋时代的管仲晏婴,而是后人所假托的,但其中当有一部分是管晏的政治思想和施政方针。这派政治思想的重心在经济方面,因为齐国在当时列国中是最富庶的,既富之国,自然注重经济政策以利用其富。《管子》书中论理财的地方,几乎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无论在内政、外交、教育任何一方面,都以经济为着眼点。它认为人君当以政令的督禁,谋求人民的根本利益,办法则是以重农政策为中心,辅以节用、输财、济困诸端。人民必须享有充裕的衣食,但私人的财产不能积聚过多,以致贫富悬殊而发生危机,因此它主张将工商大利收归国有。人民的道德也须以经济做基础,它最为后世所传诵的两句话是:“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晏子的主要的论点,在于杜绝大国的*侈,如何使其富而不侈,庶而不*。其中除了贬抑孔子的地方,大体与儒家学说并无相违背之处。
  
  三晋的法家思想,着重在政治方面,即如何巩固政府的地位,加强君主的权力等。晋在春秋初年,便有实行军国主义的趋势,到三家分晋后,魏国更首先变法,成为战国时代第一个军国主义国家。因此三晋的法家最多,秦国的富强,几乎全仗三晋法家之力。晋在春秋时,和秦国历代联姻,同时两国邻近,也许风俗有若干相同之处。到战国,三晋习染中土的奢侈,渐渐衰弱,而秦国反以新兴之国,利用三晋的法家,致国家于富强。
  
  三晋法家,又可分为三派:一派重“术”,即以权谋操纵臣下,暗别忠奸,加以莫测的赏罚,使臣下悚惧,不敢为非。这一派可以与商鞅同时的韩相申不害为代表,他本是郑的“贱臣”,韩昭侯(前358~前333)用之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者十九年。他著有《申子》二篇,久已亡佚,他的治术仅见于《韩非子》的间接叙述。一派重“法”,主张厘定法条,以严刑重赏为手段,促其彻底实行。战国初期的李克和中期的商鞅,都是这派的代表人物。李克曾相魏文侯,商鞅曾相秦孝公,使魏秦蔚为霸国。李克著有《李子》三十二篇,今已不传。商鞅有《商君书》二十四篇传世,但不是他本人的手笔。另一派重“势”,特别强调势位于君主之重要,认为君主只要掌握政府的权威,即可号令人民,莫敢不从。这派代表人物是赵人慎到,他与孟子同时,曾著《十二论》,但失传已久,今本《慎子》,则是伪书。集三派大成的人物是战国末年的韩非,他的学说,以势为体,以法术为用,更吸收道家的“无为”,构成法家思想最完备的系统。
  
  (二)韩非的学说
  
  韩非是韩国公子,口吃而善著书,他和李斯俱受业于荀子。他鉴于韩国的衰弱,曾屡次上书劝韩王振作,未被采纳,因此退而著书,力攻时弊。后来他的书被秦王政看到,激赏之余,以武力逼迫韩国把他交出。韩送他入秦,但不久秦王政因听信李斯的谗言,把他下狱,终于自杀于狱中,这是前233年的事。今存《韩非子》五十五篇,其中可能有后人增补的地方,但大体可信是他的作品。
  
  法家论政,总是站在君主的一边,即使有时顾及人民,也是为君主打算,这是法家思想与其他诸家思想的基本不同之处。韩非的学说,便是告诉君主们如何使用法术和权势,来统治其国家和人民。对于儒家的政治学说,则极尽攻击的能事。
  
  他反对儒家的贤人政治,因为世上的贤人太少了。他认为君主只要威权在手,中材之主便可以为冶;即使桀纣一类的暴主,只要有权,臣民也得效忠,而不容违抗或批评。总之,君主是绝对的统治者,无论他的行为如何,臣民是必须服从的。
  
  他反对儒家爱民的理论,君主的爱民,无非想借此取得人民的拥戴,但政府的基础若是建立在人民的拥戴上,则是非常危险的事。君主的爱民,不可能如父母的爱子女;即令能够,也不可靠。世上尽多违叛父母的子女,假若人民一旦对君主不愿拥护,又怎么办?因此他认为只有用严刑峻法,才可以使人民不敢不忠,不敢为非。法不但要严,还得周密,使歹人无所逃避。能如此,虽小人也可以有君子之行;不然,虽君子也会生小人之心。所以法也就是人民道德和教育的标准,他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为君主的,只要严格信守着一套完密的法,使它不遭受破坏,便可以垂拱而治。此外,他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两种人是国家之蠹,必须加以铲除。由此申论,一切不便于法令推行的名誉德行,也都是不足取的。
  
  他认为君主所最需要的人民是兵和农,他们是富强的资本,国家必须对他们加以奖励优待,使他们戮力于农战,以达到“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的目标。奖励兵农的先决条件,必须首先除去游食坐谈之士,因为他们的存在,会妨碍兵农的振作。凡是不躬亲兵农的人,无论所谈的是什么,都是有害的。
  
  君臣之间,他认为绝无仁爱信义存在,为臣的处心积虑觊觎君主的权位,为君的则处心积虑保持自己的权位,因此他主张君主要用术来控驭臣下。其要点是明察臣下的奸恶,削减私门的权势。要察臣下之奸,必须使明无所蔽,凡为君主者,万不可对臣下私宠偏听,因为这是奸臣培养势力的良机。所以,君主消极的应无所信任,不给臣下窥伺逢迎的机会;积极的应一切独断于心,不给臣下弄权窃势的机会。能够如此,臣下便会成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仆役,一切惟君主的意思是从了。
  
  秦在列国中,是惟一长期而彻底实行法家学说的国家,它把效率看得重于人道,一切以富强为目标。因此国力能够高度集中,高度发挥,终能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但正因漫无节制的使用国力,又迅速的使它走上灭亡之途。
  
 
 六、阴阳家
  
  (一)阴阳家的兴起
  
  中国古代,本是最重巫卜的,殷商的君主,几乎无事不卜,周朝的史官,也是以卜为最重要的职掌。到春秋战国,人们的理性大为发达,开始怀疑神鬼的存在,因而卜事大废,一切的神怪说法,也开始为学者所摒弃。但到战国末年,迷信的气氛,又笼罩思想界。这种迷信思想的发源地是齐国,它的民间迷信和哲学化的迷信,渐渐散播至整个中国,传布这两类迷信的便是方士和阴阳家。
  
  前面已经说过,阴阳家的兴起与齐国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关,此外,也受了当时社会环境与政治局面的影响。战国末年,社会的变动越演越烈,富可以骤然变穷,强可以迅速转弱,暗示着人类社会在按照一个循环的规律进行着。两三百年的战乱局面,久已使人心对当前的时局感到绝望,在绝望之余,只有期待将来盛世的到临,阴阳家的学说,便借这种心理环境普遍的散布开来。
  
  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是齐国人,旧史记载他的时代有若干谬误,但可确信他是战国晚期的人。他曾为燕昭王师,昭王对之极为景仰,为他筑碣石宫,执弟子之礼而受业。其后又曾为赵公子平原君的门客,据此,他可能死于长平之战以后。
  
  (二)邹衍的学说
  
  邹衍的著作都已亡佚,他的学说见于他人的著作而留传于今的有二,就是“大九州说”和“五德终始说”。
  
  邹衍以前的学者,想象世界是一块大陆,四围是海,海尽处与天相接。儒家所说的“中国”(当时列国的总和),几乎就是大陆的全部,相传夏禹时曾划分为九州。邹衍则认为禹的九州并不就是“天下”,只是天下许多州的一州,名叫“赤县神州”。赤县神州以外,另有九州,每州各有海环绕之,各州的面积也远较赤县神州为大。禹的九州也就是儒家所谓的中国,只占全天下的八十二分之一而已。这就是大九州说,这种说法,无疑把前人想象中的世界的空间扩大了许多。
  
  五德终始说起源于邹衍以前儒家的五行说。五行是构成万物的五种原素,即金、木、水、火、土。当时的儒者,又认为一年之中,五行势力轮流当盛,例如春时“盛德在木”,夏时“盛德在火”等。人事应与五行的运转相配合,因此为君王者,于一年中的某个季节便有应做与不应做的事,例如仲春应行庆施惠,不应出兵等。五行论是谁创的,不得而知;荀子认为子思、孟子所造作,大概不确。邹衍又把五行论加以推广,认为自天地剖判以来,人类的历史便为五行的势力(即五德)所轮流支配。在甲德轮值之时,人事上便有代表甲德的甲朝兴起,它的服色、制度以及政治精神,必须和甲德相配,例如周为火德,色尚赤等。到甲德既衰,乙德继之而盛;人事上则有乙朝兴起,取甲朝而代之。在两德相交替之际,照例要有祥征出现。战国末年,五德终始说已成为当时思潮的主流,并且作了当时列国诸王代周而兴统一天下的理论根据。同时谈这种学说的人,更混迹于儒家之中,许多方士和五行论者,竟都儒服儒冠。到汉朝,儒学中渗入大量的阴阳学,造成一个儒学其名阴阳学其实的学派,在两汉的政治社会上,大大的发挥了威力。甚至其后中国的一切信仰和方技,都多少受这种学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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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19 06:24:15 |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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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2-23 05:00:44 |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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