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性被践踏的世界里坚持理性

为生歌唱

原文刊载于《经济观察报》


雅斯贝斯的妻子格特露德是犹太人，纳粹统治时期，雅斯贝斯被作为“犹太人家属”划入“异类”，并因此失去了教职。纳粹野蛮酷烈的排犹屠犹，把雅斯贝斯夫妇直接推至直面死亡的黑暗恐惧中。雅斯贝斯坚守着他作为一个自我个体的理性，他和妻子约定，一旦格特露德有生命危险，他就和她一起自杀。这不仅仅是一个与爱情有关的故事，它还关乎人的尊严和价值。他说：“如果有一天人们起来推翻暴政，我不愿两手空空地站在那里。”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里这样写道：“有些情况下，虚构和现实之间的分界线，被骇人的指控和这些指控的内在一致性弄模糊了，为了抵制对罪状纯粹抽象的可能性屈服的诱惑，就不仅需要有抵抗经常性威胁的性格力量，而且也需要十分相信人类同伴的存在——他们绝不会相信这些故事。”言下之意，彻底孤独的人，无所依靠，意志尤为脆弱，才可能无条件地向统治者，奉献他的全部的绝对的忠诚和顺从，接受其编织的谎言。绝对的孤寂，辅以生存的恐惧，即可成为极权大厦的坚固基石。而真诚坦率的人与人的交往（分享生活经验，交流真实的感受），便是这坚固基石的敌人。

当所有人都必须以纳粹极权强加于他们的身份，去生活和对待别人，雅斯贝斯所拥有的真正的“交往”，被限定在他和妻子之间。与妻子保持生死与共的关系，来分担妻子的不幸遭遇，是雅斯贝斯在现实生活层面所作出的积极行为。雅斯贝尔斯在日记中写道：“万一格特露德被这个国家殄灭了，而我却幸免于难，那我将形同猪狗，无足挂齿。我对格尔特鲁德负责，她对我负责，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庇护。”

雅斯贝斯的思想和行为，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极易被解读为“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包含的一个假设是：人的理念和行动是分离的。但是，在雅斯贝斯那里却不是这样的。早在1931年雅斯贝斯写的《时代的精神状况》里，他就明确指出“人是一个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现存的生命，而是在生命中包含了这样的可能想，即通过他所拥有的自由，要用他自己决定的行动，从自身中创造出他的将来。”一个人的过去和现在，决定了他的未来。假使他丢弃了身为犹太人的妻子，那么，将来的自己该如何面对过去的自己？那将是一个面目全非的自己，自己的信念被自己的行为践踏，自我就是破碎不堪的。和妻子同生共死是他在那样一个极境中所能作的决定，这不是坚持知行合一，而是保存自我的完整性，拒绝让自己被极权统治下的生活秩序消化掉。因为一旦被消化，他就成为这个秩序的维护者，无论他在内心是否反对这个秩序。

面对那个践踏人性的秩序，他坚持在最大范域内作出符合人性的个人行为。这个人性的最低限度是，做与恶不同的事，无论个体的力量再怎么微薄，他都具有一份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雅斯贝斯的具体生活里，则是为妻子呈现一种现实的确证，即人与人之间的忠诚关系不会摧毁，即便在人对人的残忍和屠杀面前，只要有一个人坚持了这种忠诚和信任，它就是存在的。理性亦是如此，只要有一个人坚持了理性，人类理性就是存在的，除非所有理性的人都被杀害。

徐贲在《雅斯贝斯的普世主义》一文中认为，在极权统治下，朋友、同事、熟人，甚至夫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互相背叛和出卖，从根本上瓦解了人们共同存在意识的根基，而雅斯贝斯坚持一种不同的活法，以“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而不是一种人与另一种人的关系来分担妻子的不幸遭遇，有一种隐秘的反抗意义。这个观点是有失偏颇的。这不是反抗，而是一种坚守，反抗是向外的，而坚守是向内的；反抗带有某种革命的意味，需要一个可以抗争的敌人，而坚守需要的恰恰相反，是发现与创造，建设与维护。雅斯贝斯面对的是一个宏大的极权政体，他作为个人无从反抗。但是他可以坚守，坚守人性，坚守爱。当外在的世界倾塌覆灭，在它扭曲的秩序之中，个人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那就意味着，只有自己来为自己创建一种秩序，以维持生活，并符合道德地活下去。

雅斯贝斯最终在自己与妻子之间建立起了这样的秩序，其本质是爱、信任与责任。纳粹统治退场之后，作为哲学家的雅斯贝斯，因其作品在各种场合受到人们的敬重。有一个人，却在公开场合赞美这本来属于私人事件的故事，并为之赋予更加丰富的意义。那是雅斯贝斯获得德国图书商会所授予的“和平奖章”时，阿伦特为此致辞（后收入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中），在谈到雅斯贝斯个人的品格与其哲学作品的关系时，阿伦特所用的例子，即为雅斯贝斯在纳粹时期选择与妻子生死相随，谓其在极权的黑暗中，以自己个人的行动，证明善是亮烈难犯的，从而让更多的人得以信任这样的观念：人若坚守人性，人性终有其不容毁灭的力量。而他的哲学作品所做的也是这一点，把人引向善，从而更好地生活。雅斯贝斯自己则是这样诠释：没有任何计划和任何组织，能够使人有可能达到那最终只有通过他自己的活动才能达到的东西，即他必须作为人，而去实现人的实存的全部可能性。

第三帝国陷落后不久，雅斯贝斯以《德国的罪行问题》直接切入到时代的政治问题中。他带着清晰的道德立场，非常细致地区别了不同的责任和罪过，第一种是刑法罪过（侵犯的是法律），第二种是政治罪过（源自参与罪恶的政治制度），第三种是道德罪过，它关系到个人的错误行为。第四种是形而上罪过，指的是不能尽人的责任去维护文明的人性。前二者属于公众领域，后二者则属于私人领域。他的思考，为德国的集体历史反思提供了思考工具。

康德说历史中某些的现象永远不会被人遗忘，因为它揭示了在人性中有更美好的事物的萌芽以及达到这种事物的能力。雅斯贝斯吸引我的，也是因为他的思维方式中有这样的东西，即批判实存，又在对实存的批判意识中，既不偏执也不软弱地建设着一些东西，比如他时时提及的精神世界，他在分析当代生活时，总是从容不迫地加上他对个体自我的肯定，以及获得个体自我的可能的途径，既不乐观亦不悲观。他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真实的有着最朴素的生存愿望”的人的身上，用集体权威来替换“极权主义”这个概念，他说集体权威的力量，或者说群体的盲目非人性的力量，可能由某些个人来体现，但是这些个人只是暂时地表达和执行这种力量，当他们的功能完成后，这些个人就化为虚无。

这样的思维方式里，包含了雅斯贝斯对普遍的人的生命的珍爱。任何一个人，无论他的世界多么小，总还是超出了单纯的他自身，而渗透了他所在的时代他所在的环境和当前可见世界的精神的，所谓的非人性或者恶，其源头不是人本身，而是人自己对善的丢弃。所以，重要的不是善与恶，而是我们对于善的选择以及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