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将收割一切

为生歌唱

('作者：徐敬亚

历史将收割一切
—《中国现代诗群体大观1986－1988》前言


这是一群轻松而艰难的人！在这么大的、沉重的国家里，在明晃晃的无暇艺术的衣食之争中，能有这么多人维持着自己高贵的生命方式，这是我和本书对你的提醒。

30年，诗的步步倒退的说法，现在，连正人君子们也不怎么反对了。然而，朦胧的地位被默许，并不等于后来的诗探者们从此幸运。也许是由于身在其中，我一直十分尊敬朦胧诗对中国现代主义艺术的血泪开拓。历数几千年，这股诗歌意识将中国人表现得最为清醒、冷峭而崇高。它以久蓄的人文精神，将新诗推到了国际艺术的20世纪上叶；当时，弄得大家对它都很敬畏。其实，它并非那么深奥。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它却被反对得十分可怕。大概，没有它对社会对艺术的强侵入强刺激，也就不会导致现在这一次诗的更大面积“泛滥”。它的反对者没能熄灭它。结果，恰是它的果实否定了它，并推进地淹没了它。

朦胧诗把诗写得充满人文美，在封建色彩浓重的中国，郑重地了不起了一次。据说个别的外国人士也很看重。因此，要使它成为起点就很难办。把极端的事物推向极端的办法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反对它。崇高和庄严必须用非崇高和非庄严来否定—“反英雄”和“反意象”就成为后崛起诗群的两大标志。

历史决定了朦胧的批判意识和英雄主义倾向，这无疑是含有贵族气味儿的。当社会的整体式精神高潮消退，它就离普通中国人的实际生存越来越远。就像彻夜失眠而翌日凌晨的短暂兴奋过后的通体疲惫一样，一场比二次大战还漫长、折磨你又让你幸福微笑的10年之后，“悟性的疲倦”—以它哲学的开阔与充分慵倦的阴影覆盖了后崛起者们的心灵。大动乱后，中国人的真实生存、日常琐事、鸡毛蒜皮、七情六欲四处流淌了—应该说，“反英雄化”是对包括英雄（人造上帝）在内的上帝体系的反动，是现代人自尊自重平民意识的上升，是把兴奋矛头最后指向人本身的一种必然结果。这种哲学上的洞开，使诗又一次接近了理性稀薄的空间。

语言这套“强制的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探索高潮的熏风中，被诗人们第一次自觉地亮出来。贵族和英雄气息渐次消退，代替它的是冷态的生命体验。这使朦胧诗中疙疙瘩瘩的、饱含深刻的意象群纷纷融化。语言被诗人高度亲近、高度敌对。“反意象”的结果，是诗又一次打破了缠足—在艺术上，现代诗突破了朦胧诗仅达到过的后期象征主义疆界，进入了20世纪中下叶世界艺术的战后水准；对于新诗自身来说是更进一步靠近并发展了现代汉语。胡适的《尝试集》也是从一种语言方式向另一种语言方式的演化。

然而，冷酷地说，我们一直在辜负着这个国家！我们一直白白地流逝了那么多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苦难与精神迷津！中国新诗在它一面追随自身的生存空间、一面追随西方现代艺术的优美前倾姿态中，几十年并未能产生与它的复杂苦难充分相适应的成果。回过头去，为期五年的朦胧诗仍是它最饱满的高峰。

1983－1985年的三年中，现代诗呈现着不停演的换幕。1984年，大学生诗派中有一种懒散、铺排的情调蔓延于青年，为它带来了一段平庸局面。

1985年始，中国的现代诗分为两大分支：以“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为代表的“汉诗”倾向和以“非非主义”“他们”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倾向。这是富有意味的东、西分流。前者是对新诗60年主体潮流最引人注意的反抗，它的具有诱惑的企图是将现代意识与东方相对思维相交合，但有的写成了黏稠的“现代大赋”，有的一味演绎、匡取、挥发古典经文。坦诚地说，成功尚小。如果排除理性欣赏，我不喜欢它们。这种极有意义的尝试，使人感到：浑然的东方意念的升腾，将是艰难而漫长的。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现代诗中的“中国味儿”早晚有一天要漂亮地显示出来！后者是比朦胧诗群庞大得多的阵容，他们几年的努力，使人感到中国现代诗的巨大潜在力。他们给世界以一种新鲜口吻与方式。中国现代诗主流仍将以此为标志。但他们中不成熟的太多，成熟者又往往太草率。东碰西撞的人多，独立呼吸的大树少。几年来，在理论上，真正纯净的、贴切的、由自己创作积累出的诗歌观点与看法，至今产生得不够。这很遗憾。

这是一个五四、朦胧诗两大破坏过程的继续，它终于使现代诗与中国语言在总体上达到了同构、一致与融合，造成了几十年来诗的最舒展时期。这一时期，诗的重心自北向南转移。诗的内在精气，由北方的理性转换成南方的感性乃至悟性。

毕竟，他们中显露了很多身手不凡的人—我不是指工匠式的技巧，而是指静观世界的方式与思维角度！这一点是中国几辈人所达不到的。他们改造艺术的愿望强烈也广泛：艺术、世界、人，在他们眼里是深深的不理想—这是强大的激动人心的文明的进步的前兆！在诗源、诗旨、诗艺等艺术观上，以及语感、语式、意象、声律等具体操作方面，这伙人对现存秩序持着严正的保留态度，至少超越了前朝诗人与艺术边缘的接触范围。现在，除了个别几位能跨越栅栏的朦胧诗人外，现代诗的天下已经是他们的了。他们刚刚20多岁，中国诗的希望真是年纪轻轻。

有一点我一直耿耿于怀—严明的编辑、选拔，严明的单一发表标准，大诗人小诗人名诗人关系诗人……什么中央省市地县刊物等级芸芸杂杂，把艺术平等竞争的圣殿搞得森森有秩、固若金汤。我在1986年的“编后”中说过：公开的刊物上就是看不到青年试验的全部面目！只允许好的（归根到底是只允许自认为好的），这就造成了对现状的歪曲。

在中国，文明历来是贵族的事。诗一直为优雅翩翩的人所玩弄。这种局面，大概一直到五年前才得到瓦解，至少尝受冲击。

朦胧诗后，这种对公开刊物的不信任，以一场局外的艺术大循环的民间形式出现了：巨量的自印诗集废弃了先进的文字流通形式，旁若无人地自生自灭起来。在中西文化大汇流（包括哲学与美学）的高峰年代1986年，它达到了完全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空前的数量繁盛。

鉴于当年朦胧诗在兴起、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出版及理论集结方面的遗憾，我一直希望有一次不负其时的理论与作品大呈现，仅仅从诗的发展、建树角度，而非社会、政治、道德，非单一程式化的标准。文学，其实历来是个平和、并存的世界。诗人在现实中，靠诗而身价百倍，诗也就容易一钱不值了。所谓文化史，其实是以多少优秀的、一文不名的被遮掩、被压抑掉的高才绝世者的思想和身体所铺垫。光荣都归在大人物账下。这不公平。

作为一种历史的集结，1986年中国诗坛现代诗群体大展尽量体现了它的青年性、前卫性、民间性。有些仍然不懂的人受不了，我想习惯会使他们平静。想想朦胧诗的遭遇，人们应该越来越明智。

无疑，匆忙的“大展”，催化了、夸张了当年群体集结的形势。说实话，它也促使了一些未成熟果子一夜间自我变红。好在活来活去，置身其间，我们也明白了历史是怎么回事。这次成书，通过编排详略，做了一些扭转。但木已成舟。你说它推进了诗或作践了诗，都一样会找到道理。

传统将收割一切光荣，耻辱和迷惑留给人们难堪的回味。

我很感谢同济大学出版社和深圳大学编辑出版中心，是他们使这本沉积了近两年的书得以让大家看到。

我也很感动于我和另三位编者朋友在多方面共同一致的愿望。

在最后的工作中，我同据说“最难合作的第三代诗人”之一—大胡子孟浪—的合作，很公道、很愉快、很一致，也很分歧。

1988年5月30日于深圳下步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