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野心的深圳人

为生歌唱

('作者：梁晓声


我虽没有长住过深圳，却也接触了不少深圳人，感觉他们大多都是有点“野心”的。

我将野心这个词用引号括上，意在强调含有赞赏，不带贬斥之意。

野心这个词，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权威性解释，指—对领土、权力或名利的巨大而非分的欲望。

但是，细细一想，不会有哪个人是为了占有一片领土而成为深圳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法早已宣告得清清楚楚，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平方米土地，其归属权都是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即便你是亿万富翁，你也只能在二三十年内，最长六七十年内，用金钱买下一小片土地的使用权。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怀着占有领土的“巨大而非分的欲望”成为深圳人的人，不是疯子，也是傻瓜。“炒土地”者们的本质的动机和最终目的，并非是企图占有它，而只不过是企图在“炒”它的过程中赚取金钱。

为了权力成为深圳人的人，我想也不是太多。因为仅就权力舞台而言，深圳毕竟太小了。太小的深圳的权力舞台，怎能满足对它怀有“巨大而非分的欲望”之人的心理呢？除非是在别的权力大舞台上失意又落魄，才会转移向一个权力小舞台寻求安慰。何况，深圳从一开始便确定了向商业城市（包括高科技与市场经济接轨的战略方针）发展的蓝图。而商业城市的特征之一，便是政治权力保障并服务于商业的规律。在一个商业时代典型的商业城市，第一位的骄子是成功的经商者，第二位才是从政者。一个对于政治权力怀有“巨大而非分的欲望”之人，在深圳怕是找不到什么良好感觉了！

为了名到深圳去的人大概也是不多的。想来想去，除了歌星们，还会有谁呢？他或她，也不过是将深圳当成较理想的学习场或集训营。积累了经验，提高了素质，便会从深圳这块跳板纵身一跳，跳往北京的……

更多更多的人，之所以从全国各地奔赴深圳，主要是为了一个“利”字吧。

古人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这个“利”字，我强调的，并非它的商业内涵的一面，而是它社会学内涵的一面。

人既然生活在社会中，那么谁都是一个社会人，一个社会人，不可能不考虑自身利益。它包括—保障一种相对体面的物质生活的收入，选择能发挥自己某项专长或才智的职业的充分自由，参与公平竞争的激情和冲动，便于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环境……

我想，肯定的，更多更多的人，是被这样的一个社会学内涵方面的“利”字，而驱动而吸引，才由别处的人毅然决然地“变”成深圳人的吧。

如果，这样的一个社会学内涵方面的“利”字，是可以不太确切地用“野心”这个词来谈论的话，那么具有这一种“野心”，对当代中国人而言，实在是值得欣喜的事呢。尤其是对于当代青年人而言，倘连这么一点儿起码的“野心”都没有，那又实在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幸事。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而言，如果它的大多数人，尤其它的大多数青年人，皆能相对实现以上那么一种“野心”，它必将是安定昌盛，高速发展的，前途也将是美好光明的。

在我看来，深圳是中国的第一座典型的“移民城”。也许，它还是全国青年人最多的城市和知识结构最高的城市吧。尤其后两点，和深圳的年轻，和深圳的现代观念为主体观念，是很匹配的。可以说相得益彰，无论认为他们选择了深圳，还是深圳选择了他们。

80年代初，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宁夏颇有名气的一位作家，曾打算调往深圳。后来由于种种愿望以外的因素，至今没去成，什么时候谈起来什么时候遗憾得不行……

我的另一位大学同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部副主任，也曾因打算调往深圳，来寻找我帮助，后来也是由于种种愿望以外的因素没去成，却至今“贼心不死”……

而我自己，1988年底从北影调到童影后，住房窘况大大改观，才最终灭了由北京人变成深圳人的念头。否则，尽管我觉得我与深圳缺少缘分，但也可以划归为“贼心不死”者中去。可见，曾想要去深圳
成为深圳人的人，比已经去了深圳成为深圳人的人，少不了许多吧。

我曾应邀到渤海油田讲过文化创作课，结识了那个地方的一批男女青年文学爱好者。某天我收到一封从深圳寄来的信，困惑地打开一看，是其中一位女孩写来的。告诉我她已经调到深圳了。而且，是因为陪她父亲旅游到深圳，一下子就被深圳吸引住了。用她的话说，是“找到了某种感觉、某种缘分”。于是坐地就成了深圳人。去时是父女俩，回渤海时是她父亲一个人。她老父亲也特理解她，支持她，“自告奋勇”承担了回原单位替她办理辞职手续的义务……

她那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洋洋自得的人生信心。仿佛待嫁闺中的女孩，忽一日红鸾星动，相中了一位“白马王子”或被“白马王子”相中似的……

一位包头的文学青年，某天也出我意料地从深圳打来电话，说已受聘于深圳某一公司矣。也说找到了“某种感觉”“某种缘分”。先是，他的一位同学去了深圳，受公司委派，回包头办子公司，将他从单位硬“挖”了出来。后来深圳方面派员去包头考察，发现他那位同学志大才疏，不善经营管理，将他那位同学“炒鱿鱼”了。宣布解散了子公司。同时在与他的几次接触中，发现他倒挺有能力，问他愿不愿意去深圳谋求自身“发展”。他自是喜出望外，于是跟随到了深圳……

我问：“干得顺心么？”

答曰：“我已经从那一家公司‘跳槽’，换了一家公司干了。”

我替他忧患地说：“那么，是在第一家公司干得并不太顺遂了？”

他在电话里笑了，说：“您别替我操心。我在第一家公司干得也很不错。但第二家公司的待遇更高些。人往高处走嘛！在深圳工作变动是寻常事儿！”

去年10月，我在南京签名售书，遇到了我的一位“兵团战友”。他竟也装模作样排队买我的书。

他说他已经不是哈尔滨人了。

我问：调到南京了？

他说：调到深圳了。

我一怔，忙问他“感觉”如何。

他对我莫测高深地一笑，说：“人挪活，树挪死么。起码的感觉是—我挪活了！”

签名售书活动的第二站是西安，又遇到了我的一位中学老师排队买我的书。20多年不见，她白了头发。

我毕恭毕敬地站起，问老师近况怎样。

老师说，她已退休了，已调到深圳了。受聘于女儿和女婿的单位，当一名老业务员。

我奇怪，问老师：“深圳也欢迎您这般年纪的人么？”

老师一笑，说：“深圳那地方，不以年龄和资格论人，看重的是实际工作能力。我也没承想我自己，教了一辈子书，一朝下海，居然还能扑腾几下子！”

一不留神，你生活的周围，就会有一两个你熟悉的人，说变就变成深圳人了。一旦他们变成了深圳人，给我的印象是，仿佛都年轻了几岁。都对人生增添了几分自信和乐观。都自我感觉好起来了似的……

许多中国人碰到一起，总不免首先抱怨一通自己的工作单位，接着抱怨自己生活的那座城市、那个省，进而抱怨整个中国。那么多人倍感自己怀才不遇，倍感自己的才智和能力受到压抑，倍感活得窝囊活得委屈……

据我想来，他们的抱怨，也许不无各自的理由和根据。

然而，深圳人一般却不这样，他们很少抱怨深圳。也许是因为他们自己当初乐于去的吧，可又分明不完全是。分明还是一种“深圳人”共有的大家都恪守的什么原则似的……

我不信去到了深圳的人，没有人仍觉得怀才不遇；没有人仍觉得才智和能力受到了限制和压抑；没有人仍觉得与他人比起来，自己仍活得窝囊活得委屈活得累……但真的，我所接触的深圳人，一般都不抱怨。

在今天，与普通的中国人比较，这一点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他们的不抱怨，似乎都向人们表明着他们自己的另一种自尊和自信……

仿佛，深圳像一所学校，它教育着另一种当代中国人……

（摘自《深圳青年》199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