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为生歌唱

('作者：聂雄前


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关于深圳的文化突围



画家李世南的深圳之吻


深圳不知道不理解李世南，与这座城市的市民阶层正在形成又尚未形成有关，这是这座城市暂时还处在浮躁期的遗憾。许多人不被社会知道，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艺术家是社会精神塑像、人格造型，或者说，是社会上人与人理解的中枢。素不相识的各色人等，就是通过对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共同理解来进行沟通的。


李世南1991年闯深圳，以不安分的艺术家灵魂对内地功成名就的安乐生活作必然的扬弃，他渴望第三次超越。此前，长安古都的十数年文化浸染，已使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崭露头角，以对国画传统的深刻洞察和对现代艺术的创造性转换奠定其在中国画界凤毛麟角的地位。他选择深圳，看中的是深圳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人文风景，看中的是中外文化交融的桥头堡可能会赋予他的契机。


搬家。安排妻小。住宅装修。即使是特殊解决，李世南也尽历寻常人家的焦灼和烦躁。在他装修得过于精致又不失古朴的城堡里，他像孤独的狼一样等待着灵感的降临。他向每一个懂艺术的人滔滔不绝地倾诉，这倾诉实在只能证明他作为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在深圳的孤独。他像一个懂艺术或不懂艺术的人滔滔不绝地倾诉，这倾诉实在只能证明他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实在只能证明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在深圳的孤独。他像一个睁着茫然眼睛、面对陌生世界的孩子，试探着，惶恐了大概两年时间，然后自顾自地画他的《无语》系列，匆匆如过客的惶惑，渺小如蝼蚁的惊恐，表达的是一种由绚烂归于静寂的人生启悟。


1995年大年初二，我去李先生家拜年，一枝鲜活红艳的玫瑰引起我的注意，经打听是深圳市委宣传部部长大年初一早晨送来的。毕竟有人知道李世南的价值，我有一种百感交集的感动。而在内地文化人对李世南“几失半壁江山”（中风偏瘫）之后的艺术前途表示担忧时，李世南在艺术之神的佑护下，以超乎常人的坚忍意志进行着身体恢复。作于1994年大年三十，以“江上风波恶，我要逆流上”的立意成就的一幅大画，是他对同道们的担忧的一次响亮的回答。而这，又何尝不是好象征呢！



徐敬亚　王小妮的“解决”




徐敬亚王小妮夫妇住在我的楼下。徐敬亚早几年就成了自由人，王小妮因不堪单位的坐班制在去年也离职回家，这使我莫明其妙地想起崔健一首摇滚歌曲的题目：《解决》。
熟悉新时期文学历史的人都知道徐敬亚王小妮与朦胧诗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代中国青年就是通过徐敬亚、谢冕、孙绍振的“三个崛起”来认识朦胧诗，来将自己对朦胧诗朦胧的好感变成清晰的接受的。


徐敬亚王小妮肯定是真正的文人中来深圳来得最早的，他们到底干过哪些行当，有过哪些心路历程，我都不得而详。但是，我知道他们已经过得相当从容，相当纯净，完完全全地具备了一种自由文化人的心态。许多人都知道，《深圳商报》曾经有过一个脍炙人口的连载《深圳的100个女人》，许多人都在读《证券时报》正在进行的连载《忐忑的心》，但许多人都不知道，这是他们夫妇的茶后小品。从《深圳的100个女人》看，即使是他们并不用心的作品，但那种敏锐的感觉、深刻的白描和良好的对时代对历史的整体意识，都显示着他们的写作天分和不凡的理性。《深圳的100个女人》在深圳文坛上搅起了一场并不属于他们的不大不小的轰动，也带给了他们一笔实实在在的不大不小的收入。这很好，他们不靠这部作品的轰动来出名，可这部作品的收入却为他们的自由自在的生存提供信心。会署上徐敬亚王小妮大名的作品正在创造中，同时，以“苏灵”为笔名的畅销作品也会不断地制造。


自由，这是中国文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徐敬亚王小妮在深圳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以工资所标志的社会角色的担当如此从容，实在为中国文人打开了一条生路。这是中国文人身份的一种革命性转变，自此以后，徐敬亚王小妮将在养身的畅销作品与用心的文化创造中获得一种尊严的生活，而无数的后来者将在他们的身后完成与西方文化机制的接轨。



银云心底永远的痛


谁也不知道，在《深圳商报》编证券副刊的银云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在他所编发的版面上大量兜售批发那些诱人的股海轶事和骗人的炒股兵法，偶尔兴之所至也亲手捉刀写一些滑天下之大稽的诸如“毛泽东诗词与股市预测”之类的文字。饭桌上，闲谈间，他喋喋不休的股市话题和语惊四座的炒股妙论，完全掩盖了他作为一位优秀散文家的辉煌历史。


只有在熟悉的二三好友谈到文学这个令他永远心爱的话题时他才会沉默寡言。银云从骨子里讲，是一个太清醒的人。他从不缺乏对文学的狂热，但使他狂热的文学在给了他许多的同时，也带给他太多心灵的痛楚和疲惫。他经历过诗歌创作上的湮灭，在找准散文这块园地并开始卓尔不群的时候，他支持不住了。时代使文学不再神圣，这还在其次，关键是太过于用心用力的创作使他倍感艰难和困倦，为什么那些人随随便便地一出手就能声名鹊起呢？为什么似乎从未写过散文的余秋雨秀口一吐，便是当代文坛半壁江山呢？清醒的银云开始像怀疑自己的诗作一样怀疑自己的散文创作的前途。


银云在某些特定的时候，会忧伤地说，作为一个读者逛书店，看到自己几年前写的一些文章现在还被选入多种选本，实在伤感。在证券部大户室的屏幕前，有时他也会灵感大发：这涨跌的波峰浪谷多像张家界的山啊！对于一个赋予张家界那片神性的自然以人性的理解的作家，这种感叹真实得使人怀疑。
我不知道类似银云这样的“隐士”在深圳有多少，我也不能肯定银云会复出江湖，即使复出我也不肯定他还会有那样的激情和灵气。但是，银云和银云一类人在深圳的存在，永远是深圳文化的一股底气。



走不过《街道》与不成为《焦点》


深圳的读者都知道《女报》和《深圳青年》。《女报》在未获得全国统一刊号之前，竟奇迹般地在广东省内发行到每期10万册，成功之处在于将打工阶层的生活还给打工妹自己，随着“打工”两字内涵的外延，这本杂志肯定还会有不错的发展；《深圳青年》经过“八年抗战”在一茬又一茬地换味之后，终于在近两年找到了感觉，几篇使纯情男女感动得一塌糊涂的稿件和几位名作家不轻不重的几拳，构成了《深圳青年》的全部。毕竟，这个不容易产生感动的社会总有需要感动的人，总有仰脸面对名人的人。


《女报》和《深圳青年》都是快餐文化产物，里面应有尽有。作为杂志所需要表达的平民意识和人性色彩，生存状态和生活潮流，这两本杂志都不缺乏。问题是，在世纪之交的时代背景上，在中外文化对撞的特定区域，这两本杂志都对正在萌芽的新人文精神表现漠不关心，缺乏从特区生活提炼精华的能力。


和《女报》和《深圳青年》在深圳享有广泛知名度相反，《街道》和今年创刊的《焦点》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街道》近两年仿佛一道密语在深圳文化人耳边流行，作为深圳南山区办的一家杂志，不知从哪里来了那样几个法力无边的神仙，能组到那么高品位的稿件，能搞出版式与内容高度和谐的刊物。《街道》神奇地映照了不少特区的丰足与欠缺，在永远也走不进书店与摆不上书摊的尴尬中，发出着像凄清月亮一样皎洁的光芒。


《焦点》杂志的社长是李媚，一个有想法的摄影家和出版家。她想以刊名《焦点》来改变她原先主持的《现代摄影》杂志的冷清命运，但即使是具有这样一双慧眼，《焦点》依然难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从已出的数期看，《焦点》具有一种与深圳作为国际性都市雏形相称的大气，这是独一无二的。真正的大广视角和真正的焦点意识，使这本杂志刚刚创办就每期必有可读的文章，这使我感到惊喜。



一站与一生：今夜的星星不坠落


对于许多人来讲，深圳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许多人生性就有流浪的基因，许多人适应不了深圳，许多人进不了深圳的户口，这决定了一个问题的提出：深圳这一站与这些人中的文化人的一生有什么关系？


深圳经历是否能赋予他们以超越同档次文化人的契机？许多文化漂泊者在深圳的经历轰毁他们文化创造的神圣感，但只要这批文化漂泊者还会画，深圳的星空就像一个梦境会浮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作为参照也好，作为背景也好，精彩的一面也好，无奈的一面也好，深圳毕竟为敏感的人提供一种与过往生活不同的经历和感受。而来自自身的文化比较和文化碰撞，会客观地给深圳的文化突围提供道路的参照。


（刊登于1995年9月9日《金融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