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空间中的深圳文化

为生歌唱

('作者：余秋雨


现在，能体现文化的尊严和高贵的专刊还不是很多，深圳居然有一个“文化广场”，这真让人刮目相看。在“百期贺词”中我曾经说过：《深圳商报》“文化广场”周刊，显示了一座新兴城市的文化解读能力。深圳的文化人，不能不对深圳文化有一种理直气壮的自信。在面对21世纪文化这一点上，年轻的深圳和中国的其他城市完全平等，没有矮人一截的地方。



深圳文化是否对大空间负责


去年以来，我去过台湾，去过香港；前不久世界华人学者在新加坡有个聚会，我也去了。就这样地走来走去，一路上不断地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今天我们的文化处境，许多人没有感觉到它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其实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马上就要面对纪元以来第三个一千年了。这是历史的千年跳跃。第一个一千年开始时，中国大致是西汉末年，欧洲是罗马时代；第二个一千年开始时，中国是宋代，欧洲还在中世纪；现在，第三大步即将迈出了，许多巨大的文化问题已经提出来，大量的预兆已经出现，我们正是在这样的转折背景下，来思考一座城市的文化角色，来考虑这座城市对大空间到底担负什么责任。19世纪后期，当时中国的各个地域有许多文化群落，比如在扬州、在桐城、在浙东等等，都很成文化气候，它们都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优势。可是到了“五四”运动前后，这批文化群落出现了什么样的情景？由于他们已经很难在新的情况下为新的空间负责，他们无法跟上已经大变了的世界。北京，成了当时中国文化大空间中的支点。

20世纪20年代，北京政治形势反复无常，使大批文化人移居上海租界。而在上海，文化事业总是与文化产业的操作连在一起。上海，这个在文化资格上同苏州、扬州甚至连绍兴都没法比的后起城市，开始承担起大空间中的文化责任。

20世纪以来，许多城市，包括那些历史悠久的城市，都在强调自身文化的重要性。但到底重要与否，全看它在大文化空间中发挥什么作用。我们熟悉的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它们当然也不停地在建设自己的文化，但时移世易，在20世纪中国文化的版图上，它们的作用，渐渐地越来越小了。

深圳是一个新兴城市，深圳近两年格外关注自身的文化建设，进行了各式各样的讨论。但深圳讨论文化，更应该着眼于自己在新世纪的中国文化空间中可担负的特殊角色，如果不作这个考虑，反而去比照那些已经很难在新空间发挥新作用的历史名城，那就是引入别人的劣势，来冲击自己的优势。深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轰然出现，本来就是要在大空间内担负责任的，本来就是要为整个中国大版图负责的。所以，我们在讨论深圳文化时，不能老是作内向性的思考，局限在打理自己的文化家底和自己的文化秩序方面，因而忘记了在大空间上可发挥的特殊作用。我认为，深圳在大空间上可发挥的特殊作用主要应体现在新时代文化的开拓方面。



进入新世纪的文化空间



我们所说的大空间是一种什么样的空间呢？

时代在飞速发展，近几年，许许多多的文化信号提醒我们：我们所处的文化空间概念有必要来一次比较大的变化。我们熟悉的文化空间，其实还是比较传统的。眼下最醒目的事实是：高科技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空间。我前不久曾听许倬云教授说，现在坐在小小的办公桌前可以通过国际互联网及电子邮件迅速地同世界各国的学者直接对话，“我和他们交往的密切程度，已远远超过与我一墙之隔的同事”。于是，一种非地理意义上的崭新空间出现在每一个专业的专家们面前，这个空间变化是以前无法想象的。我们用不着花多少年去追赶，这个新空间已经逼到我们眼前了。

除了电子技术外，环保问题、生物工程、克隆动物乃至克隆人、太空技术、火星探测，已不再仅仅是自然科学领域的问题，而且每一项都极大地冲击着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它给人类带来了从未体验过的最宏大的悲剧意识和喜剧意识，带来了谁也逃避不开的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注，而且每一个问题都不可能仅仅由某个国家来思考。这已经成为天天逼近的总背景，连我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也把这个背景浓墨重彩地描绘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而观众对此产生震动和发出感慨，基本上都是因为它摇撼了原有的文化感知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用内向性、自守性的方式来营造出一个地域文化和城市文化的概念，只可说有一种想象中的天真。

应该这么说，在我国，哪座城市或哪一群学者，能够比较超前、完整、主动地阐述当代文化空间的巨大变化，解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问题，并和文化传统作一番比较，将过去、现在、未来梳理得比较清楚，那么，这座城市和这批学者就有可能在21世纪走在文化发展的前列，新的文化群落也有可能较快地形成。

这也就涉及我对《文化广场》周刊的一个要求。《文化广场》上有些文章，挪移古典细节，钩沉史料，虽然也有陈酒酽茶的暗香，但毕竟显得有些琐碎了。能不能多发一些这样的文章：它们能焕发出这座城市本身的青春感、空灵感所赋予它的想象力。深圳应该是中国最具想象力的城市。应更多地把掉书袋的热忱转移到想象力上来。其他历史积淀比较深的城市，总有想象力不够的地方，它们那里蕴藏的老学者也多，那些属于老学者们的学问可以由这些城市多做一点。如果深圳今后的文化构建对未来前景特别有想象力，而这个想象力又那么有魅力，那么便于付诸实现，因此又那么能够裹卷其他城市，那这个城市在新世纪的文化地位就非同小可了。我们是侧重于面向未来的，而面向的又不仅仅是深圳的未来，而是中国文化的未来，全球华语文化的未来。



争取文化“结算权”



要开创新世纪，需要对20世纪作一个总结。不要把总结看成是一种包袱的堆垒。某种意义上，总结是筛选，是做减法，是让我们甩掉一些包袱，变得更轻便一些。北京有几座大学在做这件事，又是重评世纪大师，又是重选世纪经典。虽然总结的结果有争议，但想法是好的，效果则更好，因为大大激活了中国文化的世纪意识。而深圳，也有资格做总结20世纪文化的事。如果说，20世纪的文化，深圳没有来得及深入地参与的话，那总结就更有资格。因为旁观者清，总结起来不必有自我避讳，而且年轻的思维总是更加公正。因此，深圳，应该争取20世纪中华文化各个领域的“结算权”。比如，我一直在想，深圳是否可以参与评选20世纪中国美术大师、20世纪中国音乐大师等等。这既取得了某种“结算权”，又有旅游景观的价值。特别是美术大师，我最感兴趣，因为美术是有形的，便于永久性地呈现。20世纪中国美术大师可评十个，把海外华人也算在里边，例如张大千、赵无极；国内有齐白石、潘天寿、林风眠、傅抱石等，健在的吴冠中也可能是候选对象吧。在深圳郊外找一个不大的院子，造十栋小楼，每一栋按这些大师生前的最后画室来布置，这一定会得到大师后人的支持，而这个小院子，也必然成为一个景点，一个20世纪向21世纪的文化交代。有了这样的院子，深圳就向全国展现了一种文化选择能力。当然，这样的评选要依靠全国乃至海外的力量，否则一旦评得不合适而留存下来就会贻笑后代。深圳有能力与海内外权威专业机构和专家合作，组织好这样的世纪性评选。同样的道理，在构想和设计下世纪文化时，也要调动全国的高层智慧。在调动全国的高层智慧方面，深圳还需努力。先要弄清楚全国的文化坐标，然后再逐步提供可让全国参考的坐标。

希望深圳文化能出现一种其他城市没有的“瞻前顾后”的能力。我经常惦念着深圳，相信深圳一定有足够的力量和高度跨入下一个世纪。深圳文化人来自四面八方，有不少人在内地原来单位日子也不错，居然在很多年前割舍既得利益直闯深圳，体现了一种文化勇气。大家已经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何不齐心协力，再勇敢一点，在中国文化跨世纪的努力中再领先一步？

（刊登于1997年8月14日《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