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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蓬:坦荡的诗,神伤的歌
文/木叶
自九岁开始,他靠耳朵来看书,靠手脚来看世界。他是“中国孩子”,是一千万中国盲人中的一个。“牛羊下山”;“春天/责备没有灵魂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古典的,忧伤的,抗议的……周云蓬的诗和歌是黑暗和黑暗之间的部分,一路辗转,它们遇着了对的耳朵对的眼睛,并抵达了越发广阔的潜在的心魂。
在言谈中,他对“技术含量”的思虑隐现;在诗文集《春天责备》里他坦言,对自己创作最有启发的是“大门”、“感恩而死”和鲍勃·马力,以及巴赫、德彪西。可能,你隐约听出的是阿炳、海子和罗大佑。而,那慢慢洇开的,是独属于周云蓬的真切的现场感。
“自由(首先)是私人化的东西”
木叶:第一把吉他是百灵牌的,20多块钱,网上说你现在用的过万了……
周云蓬:这还是挺重要的,当初是没有经济条件,当然用破琴,好琴的确……就像搞摄影的依赖好的相机一样。就是力所能及,一万多的吉他其实也是中档,不是特别贵。现在现场演出特别重要,所以你要对得起来看你演出的人,也不能老拿着红棉那种,既然卖了门票赚了钱,就要投资自己的设备,我们自己购买好的效果器,好的话筒。尽量把现场做得好一点。
木叶:这也是一种敬业。我还是说技术性的,你说用了带有语音功能的电脑之后,写作和阅读都具有了更多的尊严。是什么时候开使用的?
周云蓬:应该是2003年左右,买了一个小小的二手笔记本电脑,就装了这个语音软件,随便想阅读什么在网上下载就行了,很方便。写东西也很方便,还可以跟别人发邮件沟通。
可 能就是一种工具的革命吧。更加私人化了。比如我要写一个情书,还要找人写,那你会很不好意思,别扭(淡笑)……所以我觉得自由就(首先)是私人化的东西。
木叶:离开东北来北京(1995),家人可能有所反对的。你下这个决心时,有过怎样的辗转?
周云蓬:其实我们家没有反对,都挺同意的。我自己也很兴奋,没有那种很悲壮的意味。终于自己可以跟世界对话,或者自己写什么。因为在家乡没有工作,天天在家里没有工作是非常熬人的。后来就想到了北京,哪怕是再怎么也觉得很幸福,可以自己做一些事情。而且,这个包袱就甩掉了,从此就摒弃掉工作这条路了,就不工作了。人一旦生活在体制外就很踏实,没有那么多顾虑了。往往跟体制沾边,顾虑就特别多。
木叶:作为一个盲人,生活中最不方便的是什么?作为一个盲人艺术家,生活与创作中最不方便的又是什么?会不会也因此别具一种感悟?
周云蓬:最不方便的是上厕所。创作中最不方便的是技术问题,比如录音,调音等过程中,需要和许多硬件设备、及复杂软件打交道。
好处是只能猛练吉他,会的拳法少而精,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
诗与歌
木叶:你真正的专辑迟至03年才出来,《沉默如谜的呼吸》,那时候你已经33岁了。我想知道你觉得自己的音乐天赋高不高?或者说,到什么时候越来越明确要走音乐这条路?
周云蓬:其实我音乐天赋就是一般般,我小时候很多同学比我天赋高得多。我觉得做音乐的动力,就来源于先用它作为一个生存的手段,因为这是动物性,最本能的最强大的动力,当你在北京没钱了,就到街上唱歌,那时候动力非常大。你必须要在街上唱得好才有人给你钱,这是现实的。
木叶:我看你曾说,对自己弹吉他的手艺还有所不满。你对歌词创作和音乐本身还有哪些缺憾?
周云蓬:可能是技术含量还不够丰富,像歌曲的调式各方面啊,和声的处理啊,还是有一些比较业余的。主要是靠一些音乐之外的灵感来支撑这个音乐,但音乐本身的技术含量相对来说不高。
木叶:我个人觉得你是民谣里诗性最强的歌者,而且原创性极高。我想问一下,你经常被问及比较欣赏哪个诗人,可能会说痖弦、陈东东、张枣、戈麦,但是你曾经演绎得那么深入人心的《九月》的作者,也就是海子,基本上没见你提过,不知是我没看到还是你自己并不是很喜欢他那种诗歌创作?
周云蓬:其实,《九月》是有偶然性而唱的(张慧生的曲子)。我觉得海子身上缺少一种烟火气,就是人间烟火。所以,不适合我在日常阅读。就像尼采的东西,它不适合日常阅读,那些东西光太耀眼了,人不可能在一个房间里老装一个200瓦的灯泡。
海子的东西更抒情,缺少像泥沙俱下的那种,比如肥沃的土壤上会有一层层的烂树叶堆积,他缺少那种复杂和多生态。你看雅姆的诗,或者别的乡村诗歌……我觉得可能海子年轻,如果再生活二三十年,接触更多的复杂生活,诗的光辉淡一点,可能……
木叶:有人说你“把日益被变成小资宠物的中国民谣拉了回来,并送上了另一个高度”,当下民谣的现状存在什么令你担心的地方,或者也无所谓担心,就你觉得想说一说。
周云蓬:其实现在这种状态挺好,很成熟的。因为每个民谣音乐家都是在自己的土壤里写歌,比方说不会有一个“中国孩子”,大家都写“中国孩子”或“买房子”。像苏阳是唱宁夏的,不会受别人的干扰;像沐尔会唱新疆的歌;像五条人就会从海陆丰出发……每个音乐人有比较成熟的心智,不会跟风。中国这么大,需要各方水土养育出来的音乐人唱自己熟悉的东西,这样才有意思。
木叶:也有人说,从台湾民谣,到大陆老狼、高晓松等的校园民谣,再到小河、周云蓬等的“新民谣”,大陆歌者自信增强了,对民生的关注越来越凸显,还有就是它也越来越美了……
周云蓬:其实这个基础还是依赖于比方说大唱片公司的崩溃(淡笑)。有这些大唱片公司,比方说我和万晓利、小河包在哪个公司,那你创作或者演出不可能特别自由,因为有个大团队在后面运作你。像“校园民谣”当年也是大地公司在运作。但现在因祸得福,大家没有公司,都是各干各的,就可以自由自在,承包这一亩三分地,想种萝卜就种萝卜,想种辣椒就种辣椒,这样原生态的好,不是集体操作。集体操作就造成一个模子或者一种风格的,连企宣都是一种口气。
还有互联网的自由传播也很重要。当初必须依赖于媒体,如果你要名气很小,媒体不给你宣传,你就完蛋了。有互联网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表现自己。
木叶:你曾经说自己的音乐属于阳光,诗歌属于月光,一个是白天干的事,一个是属于夜晚更多一些。我不是想说你创作的分离,我想知道你对当下诗歌的“及物性”、介入现实的能力(稍后陈东东指出诗歌本身也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或者是被指摘的失语问题,怎么看?
周云蓬:首先诗歌不一定要及物,就是说我们当下的这种批评属于欺负老实人,人们说你是诗人,物价又涨了,怎么不写一下?你政府都管不了,你让诗人写,他写有什么用?让写诗的人写物价,这属于不务正业。咱们古诗也是那样的,为什么不苛求每个古诗都反应安史之乱或什么,不见得都得及物。而且,其实我并不认为现代诗没有介入现实生活,是人们根本就不去阅读,好多网上诗歌不断在介入现实生活,有的介入很多。是以诗歌的方式介入现代生活的,不能放弃诗歌的语境。
“这个时代知识分子需要柔和、节制、持久地做事情”(有思考能力在社会上才能生存)
木叶:很多人介绍你的时候都会用那个前缀——最具人文气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民谣歌者,你对人文这两个字是无所谓,还是有自己比较特殊的态度?
周云蓬:这个宣传词其实意义不大,我现在也弄不清人文在中国是什么意思,是以人为本还是什么意思?在西方,人文可能是对应于宗教,当年压迫那么多年才有文艺复兴或人文(精神)的。但中国说人文,是不是这个词比较好听?因为有好多词语是因为人们听觉上很舒服,或者是更有宣传价值,人们不会深究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义。人文是批判现实,揭露现实?其实也不知道。
木叶:《独唱团》(开篇是《绿皮火车》),你等于是先锋。韩寒说“文艺能让一个国家更加强大”。对于他的行文,他的特立态度,你怎么看?文化人的操持可能是什么样的?
周云蓬:像韩寒那样就挺好,他首先一直不把自己当作一个文化人,这样你会很放松。当然他也做一些文化上的事情,博客里针砭一些时弊,很有趣,很机智。他言论虽然很尖刻,颠覆性很强,但生活比较文明,待人处世也比较文明。很有礼貌,很讲礼节,我觉得这样好。而不是说自己的愤怒还没把那个黑暗烧掉,先把自己烧毁的那种。
这个社会需要每个团体、每个人尽量节制一点。未来的方向应该是那样的,就像胡适那样的,跟鲁迅比就更加柔和,节制。这个时代知识分子、文化人做一些事情,可能需要柔和、节制、持久地做。
木叶:无论是听你的歌还是看你的文字,都能感觉到一种隐隐的幽默,有时候也比较强烈。
周云蓬:我觉得是这个时代幽默,你就稍微体验了一下,一个不幽默的人也很幽默了(笑)。因为你只要看到网上的新闻,每天就觉得时代很荒诞,即使不荒诞,你写东西反应它也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像听了“我爸是李刚”你能不幽默吗?
木叶:我很敬佩你们“红色推土机”这个行动。而且它也需要持久。这件事也一年多了,到底能够使多少盲童或者残障儿童“梦想照进现实”?
周云蓬:很少。因为中国有一千多万盲人,盲童非常多,而且大部分是上不了学的,家里挺困难的。我接触的很多盲童,家庭都是父母离异,因为家里有一个孩子失明,父母的感情就会不好。
我们也不是政府行为,一下子解决几百万人的问题。我们就是一点点地慢慢地帮助他们。我们买的都是一些工具性的东西,像读书机,不是给他们钱,主要是靠他自主自救,因为有了读书机可以阅读,通过阅读自己会有思维,会有思想,自己能改变自己的人生,这个是最重要的。无论你给他多少钱,他必须自己……。我小时候就完全靠阅读,你得有思考能力在社会上才能生存。
原文刊载于《上海电视》2010年12月B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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