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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家:2015人物记忆

发表于 2016-1-23 20:34:46 | 查看全部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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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学家在为“十二五”任务圆满完成、开启“十三五”规划而默默奉献的工作中送走了2015年。这一年,经济学家在取得学术成就的同时,也留给我们难以抹去的人物印记——成思危、杜润生等先后离世,经济学界损失巨大。这里,我们以时间为序,追寻2015逝世的学术大师,追思他们的人格魅力,重温他们的经济思想,留住他们的精神财富,给经济理论界以浓浓的报国情怀和深深的治学记忆。

  2015年1月20日,“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新中国金融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学家周升业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周升业教授早年就读于中央大学经济系和北京大学经济系,1952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货币银行学专业研究生班深造,毕业后留校任教,一直从事金融学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周升业教授是新中国金融学科体系的主要建设者,在五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短期信贷组织与计划》、《银行会计货币银》、《行学》、《金融学》和《金融资金运行》等重要课程。周升业教授积极推动金融学科教材建设,是新中国第一部金融学教材《货币信用学》的主要执笔人,他参与编写的全国大专院校经济管理类核心课程教材《货币银行学》多次荣获国家级奖励。周升业教授是新中国货币金融理论的先行者,研究领域涉及信贷资金运动、货币流通、国际收支和金融体制改革等。他在长期的科研活动中,形成了“从实践中找问题、从理论中求答案”的科学研究方法,开辟了从货币角度分析信贷收支差额的新视角,提出了信用膨胀的新概念,确立了银行资金与市场资金互动、互补、相互消长的新观点,构建了金融效率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为新中国金融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2015年2月2日,著名经济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宓汝成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宓先生1946年考入私立燕京大学新闻系,1950年秋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部经济学部,专攻中国近代经济史。1953年2月,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实习研究员成为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60余年,主攻中外经济关系,尤以中国铁路史研究蜚声中外。除《宓汝成集》外,他主编《清代全史》10卷本中的第8卷(1993年),参与编撰《清代简史》(1997年)、《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严中平主编,两册,1989年)、《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汪敬虞主编,三册,2000年)等。参与编撰的著作先后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1990年)、吴玉章社会科学奖(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3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9年)。

  2015年2月4日,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生部原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施正一教授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施正一是著名经济学家,上世纪50年代被选调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习,后师从苏联经济学家卡法拉也夫教授。他不仅是我国民族经济学的创立人,也是最早对西部开发战略进行论证的学者。其代表著作有:《民族经济学和民族地区的四个现代化》、《民族经济学导论》、《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辞典》等。

  2015年5月12日,著名经济学家,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德鸿于广州去世,享年99岁。黄德鸿系民盟盟员,1916年出生于广东省阳江,194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历任中山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副教授,暨南大学教授;兼任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及广州市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与开发促进会、广东省经济学会、广东省及广州市劳动学会、广州工业经济联合会等学术团体顾问。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工业经济专业博士生导师。黄德鸿从事高教工作70余年,治学严谨,教书育人,培养了一届又一届产业经济学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

  2015年6月13日,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友仁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张友仁是北大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开山鼻祖,在国内经济学界享有盛名。张友仁先生学养深厚全面,著述等身。执教期间诲人不倦、桃李满园,很多目前活跃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学者们,都曾经师从张友仁先生,张先生为中国的经济宏图和经济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同时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起到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1979年,张友仁收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学生——从台湾来的林正谊。因为身份特殊,中国人民大学没敢收,“别人不敢要他,我敢要他!”林正谊就成了张友仁的研究生。这位林正谊就是经济学家林毅夫。张友仁在学术上成果颇丰,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多篇,撰写或主持撰写学术著作50余种,如《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改革的实践中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探索》等。

  2015年7月8日,著名经济学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国际经济研究所前所长熊性美教授病逝,享年89岁。熊性美教授生于北平,祖籍江西丰城。1950年毕业于湖北武昌华中大学经济系,同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攻读硕士研究生。1952年毕业后留校,先是在南开大学金融系和经济系任教和从事研究工作,担任讲师。1958年转入经济研究所,1977后晋升为副教授和教授,1984年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1987年成立国际经济研究所后,熊性美教授一直担任执行所长和所长至1997年。他曾历任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天津市民进副主席、国务院学科评议委员会经济学科组专家委员、中美经济教育委员会中方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国际贸易学会顾问等职务。他还多次被南开大学和天津市评为优秀教师。

  2015年7月12日,著名经济学家,第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与世长辞,享年80岁。成思危先生主近年来致力于探索及阐明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并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由于他为新兴的风险投资业做出的奠基性贡献,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他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他用56个字总结了自己80年人生:“畅游人间八十年,狂风暴雨若等闲;雏鹰展翅心高远,老牛奋蹄志弥坚;未因权位抛理想,敢凭刚直献真言;功成名就应无憾,含笑扬眉对苍天。”他说,“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到从外资并购我国企业,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外国战略合作伙伴,股权分置改革,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的设立,股指期货的开放,到融资融券;每一步都会有反对的声浪、质疑的声音,甚至还有‘卖国’的责难,这样就使得我们的金融改革不能顺利地向前推进。在一些人的阻挠之下,有关部门尽管已经提出了改革的措施,但也只能是放一放、等一等、看一看,而不能及时地抓住时机向前推进。”“只要我们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稳步推进我国的金融改革,就一定能使我国的金融在国际上有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以及越来越强的地位。”这是成先生生命中最后留给我们的思想火花。

  2015年9月15日,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朱善利因病在京逝世,享年61岁。朱善利教授生于1953年9月,祖籍江苏泗洪,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学系,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94年起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应用经济学系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光华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1998年入选国家教育部首批跨世纪优秀人才,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朱善利教授在价格与资源配置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微观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等领域均有突出建树,著述丰富,曾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近年来,朱善利教授在城乡一体化、林权改革、林下经济及低碳发展等领域的研究为学界和政府决策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成果惠及民生。朱善利教授毕生奉献给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为北京大学的经济学科建设、光华管理学院的发展建设和国家的人才培养做出了杰出贡献。

  2015年9月19日,著名经济学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仲礼溘然长逝,享年95岁。张老出生于1920年,江苏省无锡人。历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1982年获美国卢斯基金会中国学者奖。张仲礼先生的学术生涯始于经济学,奠定其学术地位的“中国绅士”研究则开拓了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新领域,而其学术成果远不止于此。从1983年开始,张仲礼连续当选为第六、七、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20年间,他提交了50多个议案,其中有8个被列为当年的“一号议案”,他也因此获得了“议案大王”的称号。在他的议案中,不仅有他所从事的经济学及社会科学领域的议题,还有大量与百姓息息相关而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相当数量的议案都很快引起了反响,对解决问题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代表著作:《英美烟草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沙逊集团在旧中国》、《第三产业的理论与实践;兼论上海第三立业发展战略》和《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等。

  2015年10月9日,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先生病逝,享年102岁。杜老是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他的一生在时代的激流里跌宕起伏;他亲身经历了中国近代史的风云变幻,也参与了众多历史事件;他自觉地担任农民的代言人,为农民的权利鼓与呼。他曾说,爱人民首先要爱农民。他作为影响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主要人物之一,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杜老的“门生”众多,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杜老不仅留给我们丰富的农村经济改革思想,还留给我们注重实践调研、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高度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主作风。

来源:企业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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