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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的河工大逃亡
家是什么?有人说,家就是一个窝,一个可以挡住风寒的窝。在这个“窝”里,有喜怒哀乐、有温暖寒冷、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悲喜交加。为了回家,为了亲人的团聚,每年春运像一次候鸟大迁徙。每逢看到拖家带口、携带着大包袱小行李的人群在寒风中疾走,不顾一切蜂涌挤车的悲壮情景,在同情那些想家想的发疯的游子的同时,我庆幸自己再也不用因为回家过年而不顾一切的可笑举动。但那40多年前自己所组织和经历的一幕知青河工集体大逃亡,却永远无法从记忆的长河中消逝……
一个“家”字,囊括了人间所有的大爱和包容。思家之苦、回家之难、归家之幸、团聚之乐,其艰辛与满足又令人嘘唏不已。说句实在话,插队之后,我曾经因想家偷偷哭过几次。平日还好,跟着社员们大呼隆地下地干活,除了感觉疲劳枯燥无聊之外,倒也没啥,只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家”这个字便不由自主的在心中飘荡。睡梦中,感觉自己又像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任由狂风巨浪击打,总也无法靠岸。在生与死的搏斗中,脑海中出现最多的还是一家人团圆时的热闹情景,尽管那个年代的饭桌上没啥好菜好饭,可那种暖暖的温馨氛围却是令人终生难忘。
插队期间,大伙都对“挖河”非常反感,因为我亲身体验了其中的甘苦。河工干活和在村里耪地割麦不一样,那个紧张无止的连续劳作令人胆寒。尤其是那轮番淘垄沟,三人一组挽起裤腿下到冰冷的垄沟里,抡起几十斤的湿泥块拼命往上面甩,那种近乎赴死的悲壮是现代人绝对无法想象和接受的,特别是干活累得几乎塌架的时候,就更想家。在寒风凛冽的工地上,没有一丝家的温暖,只有面对结着冰渣子的冻土、磨出血泡的铁锨和平板车,也只有在此时此刻,我才真正掂量出了家在心中的分量。
1971年的严冬格外冻人,我们大队五个生产队的十五名知青全部奋战在兴修水利的河工工地。每天都是“跟着星星起,伴着月亮归”,连一个囫囵觉也睡不成。倒霉的是施工中偏偏遇上流沙,计划年前完工,大家能痛快的回家过年,谁料工程进度却严重受阻。又因年关将近,极度劳累之中,我们回家的欲望也愈加强烈。进入腊月二十后,社员们开始骚动,嗷嗷叫要回家购置年货。我们知青更是心急如焚,请假?队长死活不依。队长的蛮横,引起大家强烈不满。想起中秋节前因刨红芋、分红芋、切红芋弄得都没捞到回家团圆,知青早已一肚子气无处发泄,如今已经是腊月二十八(2月12日,春节在1972年2月15日)了,怎么也得在除夕前回家剃剃头、洗洗澡吧。可一心只知道“抓革命促生产”的队长竟如此不通人性。我想,反正知青身无牵挂,不准假就跑,工程完不完工与我们何干?那天晚饭时,我串联了十几个想家想的发疯的知青作出一项不计后果的重大决定:队里不是不让回家吗,咱就来个集体逃跑,大不了一个月的河工白干了。大家在一片欢呼声中制定了大逃亡方案。
没有时间了,今夜就跑,绝不含糊。我们挖河的地方在县城西北,接近山东地界,距县城30公里,离徐州约120公里。至于路费,幸好我们还有河工前公社每人补助的5块钱在身上。为了明天的行动,吃饭时我们都偷偷揣了几个馒头,然后钻进地窝子里睡觉。到了大约2点的时候,趁着呼呼的鼾声四起,我拿起黄背包,爬出地窝子,偷偷跑到约好的地方,发现张庄的两女一男三个知青已经到达,那个小男生正冻得直骂娘。
抑或是家的诱惑力太大,也可能是一步飞到家的激情和兴奋,大伙和我一样,都眼睁睁地等待这一关键时刻。又过了一会儿,黑影出现了,一个、两个、三个,差不多都跑来了,只有王庄的小马未到。大伙说别等了,这小子是个瞌睡虫,肯定睡着了。我说,再等一等,别拉下他。又等了半小时,不能再等了,可能现在队长正拼命地敲打窝铺喊人干活了。无奈之中,我们十四个知青只好在朔风吹星月稀的冬夜,顶着刺骨的寒风,快步奔向通往县城的公路。跑了好几里路,终于碰见一辆去县城的手扶拖拉机。拖拉机手听了我们的遭遇,非常同情,就客气地招呼大家搭上了顺风车。因为要回家了,一路上,大家高兴地说着唱着,就像飞出囚笼的小鸟,仿佛已经拥入母亲的怀抱。
到了县城,天刚蒙蒙亮,大伙在地摊上花了一毛钱,喝了一碗稀饭,吃了两根油条,就跑到汽车站买票去了。县城至黄口火车站约60公里,倒霉的是第一班汽车刚刚开走,第二班要等到上午10点。而现在才6点半不到,这几小时怎么办?走,又没有车。大家只好缩在候车室里取暖等待。过了一会儿,小李从外面跑来说,路边恰好有一辆准备到大沙河果园的拖拉机。我赶紧跑出去给司机说了半天好话,才答应让我们跟车捎脚。7点半,司机吃完早点,我们爬上拖拉机,一路上颠颠簸簸,灰尘满面。这一切,我们全不顾,只盼着早点赶回家。
到了大沙河,司机在路边停下,说,不好意思,只能到此了。我们千恩万谢,伙计们在集上喝了点水,吃了点凉馒头沿着公路继续向火车站方向步行。在一个路边杂货铺我问老乡:“这里离黄口火车站还有多远?”老板挠了挠头,说:“可能有五六十里路吧?”由于大伙想家心切,只有安慰自己:慢慢走吧,反正是离家越来越近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刚过了大沙河,后面来了一辆到李寨的手扶拖拉机,我们截下,又说了半天好话,跟到了李寨。歇歇脚,胡乱吃了一点东西,再往后的20多里路就全靠各位大侠的开动“11路”(两条腿)了。
前几里路,伙计们还高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再往后就连说话的劲儿也没了。年龄最小的男生张清林一只脚磨起了水泡,哭着说,打死也不走了。我鼓励他,恁一家人都在家等着你回去吃团圆饭呢。一听这话,小张停止了抹眼泪,一瘸一拐地坚持前行。于是,我们一路上走走歇歇,下午三点半的时候,终于看到了铁道(西陇海线)。
黄口火车站到了,却告知已停止售票。正发愁,两个南京知青告诉我,别怕,有一趟商丘至徐州的慢车晚点,于是我们每人在车上补了8毛钱的票。就这样,火车走走停停、晃晃悠悠一路,我们迷迷糊糊睡了一路。6点多钟,当我们走出徐州站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透了,大家约好返乡的日期后,都踉踉跄跄地返回那期盼已久的“窝”。
回到家,已经吃过晚饭,家人正围在一起闲话。母亲看到我灰头土脸的模样,心疼的说不出话来,只是一个劲地安慰我:“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顿时,我一路上的疲惫和寒冷一扫而光,感觉就像坐在冬日的温室里般的轻松和温馨。当端起母亲刻意为我做的一碗专门卧了两个鸡蛋的面条(贫困的70年代只有生病才能勉强吃上一碗磕上一个鸡蛋面条),看着母亲那充满爱怜而慈祥的面孔时,我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酸楚,像一个受到天大委屈终于找到亲人诉说的孩子一样,竟毫无顾忌地放声大哭起来……(滕福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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