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高兴》中的批判共识

为生歌唱

《中国不高兴》批判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唐的故事听起来固然激荡人心，然而殊不知汉唐帝国地位的确立，最深刻的根基在于我们拥有比周边地区更辉煌灿烂的文明，用时髦的话说，我们的“软实力”高人一筹。
2005年9月，在胡锦涛主席第一次访问美国的时候，《瞭望东方周刊》做了专题报道，编辑部委派笔者去采访《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请他们谈谈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在朝阳区小营路9号亚运豪庭共和联动（现改名凤凰联动）图书公司里，笔者见到了张小波和宋强。
张小波是共和联动的董事长，事业已相当成功。当时才30出头的张小波已步入中年，留着寸头、穿着考究，说话不紧不慢。他说，《中国可以说不》在当下看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最大的价值是促使美国决策者了解了一个更为全面和真实的中国，提醒他们不要肆无忌惮地损害中国的利益。”
他的同伴、《中国可以说不》第一署名作者宋强也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宋强是带着两包美国香烟出现在记者面前的，一包是“万宝路”，一包是“骆驼”。万宝路已经打开，里边还剩下三四支烟，他取出一支，但没有点燃。
宋强与张小波差不多同龄。由于《中国可以说不》的机缘，以前在重庆一家电台当部门主任的他在出版界获得了认同，目前主要从事图书和电视剧策划，同时仍在写作。
“在中美关系方面，我们之后基本上退出了这一领域。民间有一些民族主义联盟之类的团体希望我们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我们基本没有参加。其实我们并不是什么民意领袖。”
说完，宋强蓦地起身走出会议室，一会取回来一个打火机，点燃香烟。他承认当时写《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姿态比较“草莽”，观点比较“突”，有些过于粗糙的东西需要调整，但是总的看法没有变化。
“我还是十年前的观点，中美遏制与反遏制是不变的主题。美国会不惜以破坏游戏规则来进行，如否决中海油对美国石油公司的收购。”
当记者追问“目前中国有没有必要再出一本类似《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时，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抽了口烟，眼睛望着窗外，停顿片刻后说，“我觉得没有必要。的确有出版社希望我们再写一部，但是我认为中国人没必要一次次的激动。”
但是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宋强忍不住又激动了一次，又一次在民族主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相信他不是被迫的。《中国新闻周刊》给他们算了一笔账，《中国不高兴》开机数达10万册，此后加印了8次，总印数已经达到47万册（实际上很快就突破了60万册，而且还在持续热卖），就以47万册，10%的版税计算，这本售价29.8元的畅销书给5位作者带来的收入达140万。
民族主义绝对是一笔好生意！
笔者倒是对《中国可以说不》的另一位作者古清生深表敬意。当时，我们约在大望路现代城的上岛咖啡见面，等了一会，从楼梯上走上来一位身材魁梧、戴黑框眼镜、大啤酒肚的中年男子，他就是古清生。见到记者时，他首先掏出一本书——《大嘴吃八方》，“饮食散文书后面又出了三本，我准备出50本，然后希望有人介绍到西方去”。
古清生希望记者称他为“自由作家”或者“田野学者”。在写《中国可以说不》之前，古清生已是一位自由作家。现在，走向田野，考察中国地域文化并以饮食散文的形式来记述地域文化是古清生的新工作。
古清生说，之所以走向田野与《中国可以说不》有关，因为有位美国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如此不理性地批评美国，而不去理性地书写中国。“这使我受到了一定的刺激，加上我本身对地域文化感兴趣，所以就去各地考察，去触摸中国文化的根，去展现纯朴、善良、不好斗的中国文化，写给美国人看。”
不可否认，《中国不高兴》 无论在论据的充分上还是思考的深度上都超越了《中国可以说不》。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只是一种空洞的“喊叫”的话，那么《中国不高兴》尽管形式上看上去仍像是“喊叫”，但其冲击力已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次，民族主义知识精英们无疑掌握了更多的论据。
2008年是民族主义的收获之年，一方面在“奥运火炬事件”上，西方的确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导致了他们自身神话的起码短暂的破灭。西方遇到的挫折又反过来刺激中国的知识界反思中国的30年改革之路，一反思才发现，中国在“崇洋”的道路上，某些方面是不是走得太远了？
比如在军事上，该书的作者之一宋晓军说，美国实际上是“老黄瓜刷绿漆”，“刷绿漆”就是过分地夸大信息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掩盖自己老黄瓜的面孔，一是诱导像我们这种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国家跟着他跑。而我们也的确上了当，在机械化没完成的时候过分强调信息化。
汶川大地震后，人们才发现，中国经济连续这么多年的高速发展，怎么连直升机都无法自己研制和生产呢？“一个大国走一条依附型工业化道路是行不通的”，宋晓军建议，中国应当乘西方金融危机的时候购买数控机床、发动机等技术，“可现在看看，有几个专家说‘抄底’的时候想到了这些东西？还天天在媒体上讨论是不是应该买美国债券”。
另一位作者，王小东则借用一位搞航天技术的工程师的话说道，我们现在发展科技最大的障碍，就在于我们的上层精英认为科技是个非常神秘的东西，我们中国人根本就搞不了，放弃算了。实际上科技没有那么神秘，只要下力气去搞，不会搞不出来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一些精英被西方“吓破了胆”。
《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呼吁制造业为本，呼吁产业升级，呼吁自主科技研发，呼吁中国人的精神独立，对此即便是批评他们的人也无法否认其理性与建设性。
问题出在作者们没有就此止步。就像此书的副标题“大时代、大目标和我们的内忧外患”所展示的，他们在书中提出了更为宏大的构想。
“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大目标？我认为第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王小东在书中如是说。
“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为这个目标，作者提出中国应当“持剑经商”—— 我们的贸易到达哪里，我们的军事力量也到达哪里。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1汉唐的故事听起来固然激荡人心，然而殊不知汉唐帝国地位的确立，最深刻的根基在于我们拥有比周边地区更辉煌灿烂的文明，用时髦的话说，我们的“软实力”高人一筹。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帝国仅仅因为拥有比别国强的军事力量而永葆霸主地位。反而，许多先例证明，任何一个帝国，一旦内政不修，必定迅速从世界领导地位上滑落——前苏联就是明证，纵有一流的军事力量，今日之俄罗斯也只能徒唤奈何。
我们的确需要打造与海外利益相匹配的军事力量，但是，修明内政，解决自身的问题仍然是当下中国第一位的选择。在国内，收入分配不公严重，群体性事件频发，腐败深入骨髓？？人们要问，我们用什么领导世界？
王小东对笔者说，一个远大国际目标的设立反而有可能推动内政的修明。但这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这样的目标也可能只是助长了我们盲目的骄傲。说到底，世界领导地位不是呼喊出来的，而是历史自然的选择。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讲究道德与政治的统一，也就是由“内圣”到“外王”。这里，“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外王”是“内圣”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修己”方能“治人”，“治人”必先“修己”。这种哲学，对于当下仍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老祖宗的优良遗产，不应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