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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梁思成进入宾州大学建筑系后,收到父亲寄来的《营造法式》。此书是朱启钤于1919年在江南图书馆获见丁氏嘉惠堂抄本,加以缩印出版;接着上海商务印书馆也影印发行。梁启超在给他的信上说:“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后来梁思成学成归国,于1931年辞去东北大学建筑系的职务,加入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直到1945年为止。
比较不为人知的是,朱启钤于1923年请实业家陶湘主持,与傅增湘、罗振玉、吴昌绶等,及其家人一起,据以前石印的丁氏抄本,以四库全书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三阁本,和晁载之《续谈助》、陶宗仪《说郛》等书的摘抄,以及蒋氏密韵楼所藏的旧抄本、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旧抄互校,以上都根据南宋绍兴重刻本影抄。但因他们不是建筑学家,明知伪误,而各本相同,则不敢臆改。并据傅增湘于废纸堆中,检得北宋初刻崇宁本第八卷首叶前半,和第八卷内第五全叶,根据它的行款、字体仿刻。篇目仿大观本,照刊阴文(即反白),看起来更加醒目。卷三十三、三十四的彩图,依各本所据绍兴本重绘。但原书仅注色名深浅,请曾为袁世凯督造洪宪瓷的郭世五按注填色,加以五彩套印,少者四五版,多者十余版。郭世五除精于配色外,自己也印书,知道国产棉连、夹贡等传统纸张,受到印刷机器反复压印,纸张伸缩不齐,导致套色不准,石印的版心沾上纸张的纤维,再印则会破损。他从闽纸中改良,印次愈多,着色愈饱满。
编辑团队和印务的选择,均是当时各自领域的大家,可说是一时之选,三年后大功告成。此仿崇宁本校刊,世称“陶本”。在行款、字体上仿宋刻印,在彩图部分采用石印,和其他全部石印,以及后来两岸出版业者影印的效果不同。“陶本”不但刊刻精美,同时它是中国第一部以官方名义刊行的最为系统、完整建筑规范典籍。十余年前中国大陆的拍卖会上,红、蓝印本即要两万多元人民币,墨印本也要一万元,据说三种版本都略有差异,而今不知能拍得多少善价。
1929年陶湘应聘于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是其中唯一来自商场俗世的雅人,并于三年后在故宫殿本书库发现清初钱氏述古堂的抄本(简称“故宫本”),交给刘敦桢、梁思成、谢国桢、单士元等,以“陶本”为基础,与《永乐大典》本、“故宫本”等重校,其中最主要的成果,就是各本在第四卷《大木作制度》中“造栱之制又有五”,只有其四,遗漏“五曰慢栱”一条四十六个字,唯“故宫本”有。后来成为中国营造学社据以研究的底本。没有陶湘的发现,不会使得后来的研究更加完善。可惜的是,当时陶湘的经济已陷入窘境,陆续卖出自己心爱的书。并于1939年12月去世,享年七十岁,不然他可能集资重印此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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