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需要重生

笑看今朝

  “我们需要的是清醒，而不是一般的苏醒。整体的、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还是思考得不够。”

    温家宝总理说：“科技是克服金融危机的根本力量。”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原科技部部长朱丽兰如何看待被企业赋予极大期望的新能源、环保产业等的发展？又为何提出“我们需要的是重生，而不仅仅是恢复；需要的是清醒，而不是一般的苏醒”？

    不是“苏醒”，而是“清醒”

    《中外管理》：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复苏，您有什么基本看法？

    朱丽兰：复苏需要创新。而复苏中的创新，应该是重生，不是一般的复苏！复苏给人一种回到原来状态的感觉，而我们需要的不是一般的苏醒，而是“清醒”。

    有一些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一看，需要重新进行考虑。

    金融危机能带来的思考很多，这说明在很多根本的问题上产生了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我们面临着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资本主义也出问题了。其实我们说的开放，一定程度是向资本主义学习，但是中国的发展一定要超出原来对资本主义的学习，走出自己的道路。

    现在着急恢复、复苏，像人感冒了打退烧药，这可是治标不治本。退烧药要打，更重要的是抓病根。而且这个病，到现在大家的看法各异。我至今还没有看到让我非常信服的分析，整体的、全局性的、根本性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还是思考得不够。

    让自己清醒，然后找到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才是复苏的关键。

    《中外管理》要引领这方面的思考，结合具体实例，并且提升到一定高度。

    环保产业，需要政策扶持

    《中外管理》：目前环保技术、新能源技术，都是人们期望很高的科技创新领域，对这些领域您认为有什么需要重视的问题？

    朱丽兰：科技创新也是一分为二的，科技也是双刃剑，科技创新一定是要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的持续发展。

    对于推动环保产业的发展，一定要考虑企业成本问题、盈利问题。对一些民营企业家创新的化废为宝的环保理念和环保措施，国家要给与扶持，别一天到晚让人家买国外的环保设备。我觉得要从整个结构的调整、从面临的矛盾里面找出路。要有新的思考，这和过去的思考应是不一样的。

    新能源，要在“大循环”下发展

    《中外管理》：新能源技术的创新方面，现在很多企业正在大力发展电动汽车，这属于环保又节能的技术，您如何看待这些技术的发展？

    朱丽兰：有些问题需要整体考虑。说汽油污染，所以搞电动汽车，但是你不从大的循环来看也不行。电动汽车本身好像是节约了能源、不污染环境，但是这些电池生产和处理本身，能源的消耗和环境污染也够厉害的。

    不平衡考虑，不整体考虑的话，科技创新的道路就不对了。按下这个瓢那个瓢起来了，总体来说还是不行啊。

    同时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国家是否需要提供政策支持。比如：我们生产的节能灯，大都在出口，因为国内市场买不起它们。节能成了人家节能了，而污染、能源的消耗给我们了。这类产品单纯赚钱是不行的，节能灯在我们国家就得出来政策支持。

    发展新能源要有相应的政策配套，我觉得政府要从大环境的创造方面来考虑政策。

    我看到一个消息说，风能的三分之一，只是发电而送不出去。所以这里有好多技术问题、价格问题需要综合解决。现在科技的发展，是个综合的问题。

来源：《中外管理》

笑看今朝

做让人坐下来思考的媒体

    《中外管理》：我们注意到，传媒技术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领域。随着技术升级，媒体一再整合，您对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朱丽兰：我觉得杂志、报纸绝对有自己价值，因为新技术推动下的媒体往往是信息传递速度快，但是不深、不专。信息需要提炼成知识，知识需要转化为智慧，这样才行！要考虑一些让人坐下来思考的问题，还得看杂志、报纸。

新媒体就像快餐，杂志、报纸、书这些“老字号”，绝对不会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而消失，会进一步找到自己的定位。

    《中外管理》：说到媒体，《中外管理》杂志长期得到您的支持和厚爱，我们对您表示由衷地感谢！作为我们杂志多年的老领导，您对《中外管理》的总体印象和评价是什么？

    朱丽兰：很早我就看到《中外管理》，觉得杂志很有特色，所以杂志的活动也参加得比较多，十多年前就开始参加。

    要问有什么特色，杨沛霆总编的专业背景对杂志有很大的好处。看得出这个杂志是专家办的，不是简单地忽悠、炒作。

    现在杂志很多，但不明白其所以然的报道太多，那样的杂志没有可持续性发展的潜力，我认为不值得一看。但是《中外管理》，我觉得总能给我启发。

    为什么《中外管理》杂志能够吸引我？我觉得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中外管理》的确把中外古今、理性与感性、人与企业、理念与案例融会贯通了。例如：对国外的一些思想，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结合我们国内的一些情况，有针对地分析和评论，把“中外”这个关系处理得比较好。

    第二，我觉得你们谈问题、谈企业，有高度和深度，能够把事情放在大视野里面看，提出自己的见解，这是高度；另外，不是就企业论企业，就事论事，而是探讨到文化和哲理层面，让人能够回味，这是深度。

    给我印象最深的文章，是杨总的卷首语，虽然不长，但是非常精彩，很多问题能够画龙点睛。因为我有个习惯，就是把看见的好的内容在脑子里都“写”一遍，我把杂志里很多观点给记住了。

    对企业家的成功和失败，能够说出所以然来，给人以规律性的启迪，我觉得这是你们的特点。

    我是搞科技的，为什么关注企业的发展？因为真正的技术进步靠企业——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我是从企业怎样促进科技进步的视角来看，你们杂志我每期都看。

    《中外管理》：您对我们官产学恳谈会的进一步发展，有什么建议？

    朱丽兰：我觉得官产学之间的研讨会很好，但是还有进一步的希望：官产学三方面，怎样更多地沟通、讨论甚至辩论起来？我建议有更多讨论性的题目把问题引向深入。

    官产学三方面，我对官的话最不感兴趣，他们分析得最少。《中外管理》请的人也可以变一变，找一些敢说的，比如研究型官员、退下来的官员等等，讲得就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