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识人”对另一个“知识人”的读解

为生歌唱

久未读到如此厚重坚实的作家研究著作了。阅读黎湘萍此书的过程中，我一再记起我的老师王瑶先生颇引起争议的说法，即当代文学尚不宜作史的整理。王瑶先生作为文学史家，于此强调的，是“史”的梳理的条件。我以为那条件．就包括了如黎湘萍这样结实的作家研究。可惜，充斥于出版物的，是大量浮光掠影的“作家论”，当然，还有更为常见的广告行为。
这本《台湾的忧郁》(三联书店1994年10月北京第1版)始终吸引了我的，是黎湘萍读陈映真的方式。这是一个拥有广阔的社会历史视野，有着与其对象相近的人文关怀的研究者的读解，是一个以其思考的问题的重大与对象对应的研究者的读解。阅读之先，他已以其拥有的精神空间，决定了其所能达到的限度。
黎湘萍在他的书中，反复谈论着陈映真的“诗”与“思”。他本人作为研究者，即以此二者与其对象对应。你不难感到他的研究中的诗情。他经由蕴于其内心的“诗”而走向了他特选的对象。那诗，在我看来，也即王安忆所谓的“乌托邦诗篇”。王安忆以那篇作品，表达了她对陈映真的读解。读《乌托邦诗篇)时，陈映真在我还相当陌生。记得我当时所感动的，是王安忆写出这字样“乌托邦”时的郑重。当着“理想主义”渐成调侃”，这郑重尤为难能。我当然明白，王安忆与其同代的黎湘萍所说的“乌托邦”，更是一种人生意境，是对生命的态度。他们同由那“态度”中读出了“诗”。
我还注意到了黎湘萍对陈映真小说人物“特有的温柔的倦怠”的敏感。我相信黎湘萍正如陈映真那样，敏感于这一种“诗性”气质，尤其敏感于这种气质所提示的“苦难”这一种永恒的诗。黎湘萍在其著作中，对陈映真诗情的性质，有更明确的说明。他在此书的《后记》中，说陈映真吸引了自己的，非其“辉煌声名”，而是其人所处之境的不可重复的个人性，“是他在台湾乃至中国大陆的尴尬处境和孤独感。他是台湾岛上负伤累累的忧郁的心灵。”(238页)那是生存于台湾、以独有方式经历了本世纪台湾历史的乌托邦主义者的孤独。那孤独，是大陆读者所陌生的。大陆读者难以具体地设想一个土著的台湾人，既不认同于当道，又拒绝“本省化”潮流，坚持其乌托邦理想，又被同一理想所依据的“现实”所放逐的孤独。这是陈映真为自己选择的命运无论“夹缝”还是别的什么，都不足以状写形容。那“独有”中，有对岸中国人经验的深刻，其人生体验所含蕴的人类经验的深。不同的人可由这个人的“命运”读出沉痛、荒诞以至滑稽，黎湘萍读出的却更是庄严——他也即以对那个台湾知识人的解读，表达了他自己，表达了对人生庄严之境的向慕。使大陆读者感到陌生的，还有参与构造这一个乌托邦主义者的基督教哲学。正是这一种背景，使陈映真的乌托邦(因而他的“孤独”)与那些其乌托邦主义主要得之于“革命”年代的启示的大陆知识者不同，更散发出“天国”的气味。我相信这孤独对黎湘萍的吸引，也因了那种宗教哲学的诗意。他借助于西哲解释这孤独者的诗，说陈映真象其他战后作家样沉思着如下困局：“人并不能完全背负着罪责，因为并不是他开创了历史；但他也不是完全清白无辜，因为正是他把这历史延续下来。”(卡缪语)而陈映真“为自己所属、自己所无法选择的‘神话时代底颓废末期’承担着任，就好比约伯要承担降临他身上的一切厄运一样。”(234一一235页) 赖有研究者的训练，陈映真的问题才被置于其背景上，经由阐发而获得理论意义。“问题”使得这部作家研究著作过分沉重，势必造成对接受的限制。但当今文坛上轻巧的东西太多，增添一点重量，岂不正是适时的?问题与特选的对象的相遇，使得黎湘萍所耽嗜的理论即刻浸满了“人”的气息。我甚至察觉到了著者在处理理论问题时的“陶醉”。你在阅读时，会不禁担心那些似游离而伸展开去的思绪，将泛滥无归。陶醉于思想，在我们这里，也是更稀有的秉赋的吧。至于那种乌托邦主义者的苦难承当，以及由此发生的纯净诗情，在我们的生活中已如此稀有，更使我惊讶于在动荡年代、在极世俗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大陆知识者，对上述诗情的领略，对那种因形上而显得奢侈的“苦难”体验的认同一一他们的“诗”与“思”的严肃、沉重性。
黎湘萍即以诸种“陌生”为材料，将那个“最后的乌托邦主义者”、孤独的中国人凸显了。被他作为对象的，当然首先是陈映真的“文学创作”，是用叙事文体写作的陈映真。陈映真的问题毕竟更是借诸小说形式呈现的，这也使得“小说形式”与“乌托邦形式”的关系成为“问题”。黎湘萍于此证明了他的良好的形式感觉，细膩的审美体验，和将文学方法的演进始终展示为台湾知识者的精神历史的能力。这部著作也由此达到了浑厚与凝重。他为之激动的，固然是“问题”，却又更是那个活在字行间的人，那人格的丰富性；即使当那人格呈现于字行时，显出分裂以至支离破碎。“他以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否定对财富的追求，以存在主义观照自身存在的无奈状态并决意在现实中有所‘选择’；以社会主义理想远眺未来，又预感其实现之渺茫；以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和宗教的博爱精神批判和拯救人性在现代社会中的沦落，等等”(135页)，你不难发现，那人格的魅力，正是在上述“分裂”中生成的。黎湘萍引领你去注意那“分裂”，比如陈映真的柔弱一一那是乌托邦主义当着与现实相遇时所难以避免的，与他的强韧：对信念的坚执，以及“强度社会意识”等等。你由此触摸到了这人格的超拔与其现世性之间的连结。
著者本人的“诗”与“思”，使这部书与通常所见的“作家研究”不同，这不是那种附丽于作品、其价值赖有对象才生成的“研究”。黎湘萍本不以诠释具体对象为目标，他的企图更在以作家为“个案”的历史文化研究。我以为，那大意图无妨于具体目标的达成。如陈映真这样的精神个体，或许正要赖有稍为阔大的后景，才有可能呈现出来。我自然还想到，起步还不算太久的台湾文学研究，是要经由这样的成果，才有可能充分“学术化”，获得尊重的。 阅读者的训练与能力，当然还有基于上述二者的他的学术方式，事先决定了他有可能读出什么，以及怎样去读。不同于前辈台湾文学研究者，理论背景、工具使黎湘萍拥有了某种优势，在梳理台湾文学当代发展的流程时举重若轻，少了些前辈学者那种原有训练与对象方凿圆枘(有时即不得不削足适履，强对象就自己的理论框架)的苦恼。引进的理论在对台湾文学历程特殊性的把握中。确也显示了其适用性。如全书中有关“语言媒体”的分析。这个“读”者从一开头，就表明了其对写作行为、叙述动作，对于知识人言论方式的特殊理解。他是以其选择的本文为“平民知识分子”的历史书写、“平民知识分子”的言论行为来对待的。比如他以台湾文学中的方言运用为“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的隐喻”：“在日据时代是针对日本的文化统治；在六、七十年代，则针对着台湾本土脱离现实的‘现代主义’倾向，而且一直在顽强地表现着‘在野’的台湾平民渐渐发展成为中产阶级时日益强烈的政治意向(在这方面，它是与象征大陆人的普通话对立的)。”(29页)一一“方言运用”已非止于“文化姿态”，台湾当代政治即隐现其中。同书还讨论了陈映真富于“知性”的“美文风格”的“意识形态企图”。在著者看来，陈映真“运用一种富有创意的、沉思的美文，既是对祖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认同(这一点把陈映真与那些借助台湾方言的运用，特别是将这种运用发挥到极端的带有分离主义意识的一些乡土派作家区别开来)，也是对工商社会中语言、文化退化，思想、知性贫困现象的一种有意识的对抗。”(143—144页)“语言媒体”在陈映真的作品中有如此严重的意味!上述种种，也非大陆读书界仅仅恁借自身经验所能洞悉。在此，黎湘萍又以其论述的清晰性．与那个怀有明确的目标感、极度清醒的自觉意识的对象对应。
问题与目标设置，规定了黎湘萍的材料运用。即如将陈映真作品的评论作为“另一种政治写作”的材料运用。黎湘萍不止于由陈映真的作品，读台湾与台湾知识人，而且由其他读陈映真者(主要为台湾评论者)，读台湾的政治历史及处于此中的台湾知识人，也即读使上述“人格”生成并陷于“孤独”的环境，语境，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对象所提供的可能性。他在分析有关评论时，也如分析、陈映真的作品，令人感到的，是与其年龄不称的苍老而沉重的智慧。更为难得的是，黎湘萍依其意图读解其他评论者的读解，却始终维持着对陈映真的特殊理解，不但不为已有评论，也不为陈映真的刻意“导读”所左右。他将陈映真的作品、有关评论及陈氏的自我诠释，一并置诸其批评的审视之下。他说：”“不用说将来，就是现在，陈映真作品以及关于陈映真的一切评论，已经成为一种人文写作景观，成为人们了解台湾现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79页)他却意欲穿越那“镜子”，寻找陈映真小说的“现实层面”、“意识形态内涵”及其“艺术品质”的关系。他的著作所达到的，也应由这意图解释。
本书一再展开的理论问题的讨论，与有关“方法”的阐发，勾画出研究者的思维轨迹。他象是一边研究，一边审视自己的研究，审视自己的诠释角度。我在阅读中也想到，这书所涉的问题太过重大，已非“作家研究”的框架所能负载，黎湘萍何不为他的理论兴趣寻找更合宜的形式?但我又想，他在这里展示的，正是他“读”那个台湾作家的方式。你不妨承认，为这样的“读”所需要的能力(包括了“读”者的自身反省能力)，在文学研究界，已越来越稀有了。
《台湾的忧郁》吸引了我的，正是上述一个大陆“知识人”对一个台湾“知识人”的读解。“知识人”是陈映真自我界定时特意标明的概念，也是黎湘萍所强调的概念－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确实强调了“知识人”的读角方式，并由此证明了与对象间的契合。“契合”从来是作家研究中难得一遇的境界。曾从事过这类研究，我深知“契合”之难。因而不免以黎湘萍也以陈映真为幸运。说到“幸运”，又另有感慨。在本书中黎湘萍引徐复观语，称陈映真为“海峡两岸第一人”。我不知这种评价确切与否，我只知道当代大陆文坛完全有经得住黎湘萍这种研究的对象，不幸的是，那对象与相称的研究总难得相遇。
因有契合，“读”、评论中即有自我表达。这可以解释这部书的激情性质。经由研究表达自己，决不就有损于研究之为“学术”。我不知道无可表达者，能从他人的文本中读出什么。这个大陆人经由表达，而与那个台湾人相互走近。当着他们彼此听出了熟悉的语调时，“大陆”与“台湾”已不重要。这是两个人，两个“知识人”的相逢，如有宿缘。
我当然明白时间的流转、思潮的涨落，会改变思想以至事物的意味，却也相信必有不能剥蚀者，卵石般留在“历史”的河床上，岩石似地风化着，却依然矗在岁月中。我相信如王安忆、黎湘萍领略的“庄严”并非虚幻。这一代或另一代知识人在时间中相遇时，他们仍能凭借那“共有”而相互走近，无论他们来自两岸，还是来自相距遥远的异国。
在这日见浑浊的世间，能感受“庄严”，临其境而肃然的，是可尊敬的。
来源：原载：《1995——1996中国文学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