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我就是替人背黑锅的

为生歌唱

“我就是替人背黑锅的”，说这话时，余世存爽朗地笑了。

　　新书《非常道Ⅱ》的出版距离2005年的《非常道》已6年，当时，余世存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人们在历史边角料里八卦，在津津乐道中质疑，在历史碎片中不屑，2009年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一书甚至高呼“警惕余世存式的知识精英主导一个国家的精神品质”。

      然而在新书中，余世存特意感谢了《中国不高兴》，“因为他们促使我加快整理《非常道Ⅱ》，我希望靠作品说话，让作品表现我们中国人真正的中国情怀和世界眼光。”

　　余世存是高傲的，在写《老子传》时他敢大言不惭地自称“20年无人超越”；在写《非常道》时，他不讳开罪于人，“我不喜欢中国知识界的某些人，觉得他们不配看我的著作。”但他又真诚得可以，为了收集这些历史边角料，读了上千本传记，抄写几千张卡片，“整天整天地读书、抄录卡片，汗流浃背，常常为一段故事激动得站起来在屋子里转圈，又或者为一句话停顿下来流眼泪”，只为“做一本历史注脚，提供给大众阅读”。这本以“微博体”方式挖掘历史边角料的书被视做当代的《世说新语》，瞬间成为人手一本的“如厕读物”，出版社加印三次。

　　不同于《非常道》记录1840年至1999年间中国的历史片断，《非常道Ⅱ》放眼世界，内容更广、更丰富，这里有罗斯福、斯大林等政治领袖，有凡尔纳、托尔斯泰等文化精英，有居里夫人、弗洛伊德等科学家，也有卓别林、赫本等影视明星，甚至还有巴菲特、扎克伯格等商界人物。然而与《非常道》命运相同的是，这本书一经面世便面临各种质疑、挑刺：选择人物的标准是什么？如何保证资料的真实性？为何没有注明出处？为何只述不评？碎片化方式记录历史靠谱吗？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在炎热的午后走近余世存。

　　质疑1 这些历史边角料可信吗？

　　我只能说，无限接近真实

　　关于这一点，在网上形成了完全对立的两派，反方言之凿凿地怀疑作者根本就是胡编乱造，而正方认为，“胡适说：历史不过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你怎么知道哪是真哪是假呢？你又怎么知道你看的就是对的？历史是用于一定的目的而呈现的，那么认真干什么？”余世存告诉记者，在《非常道》出版以后，随着资料披露，确实存在从前对历史的正解变成了误解，但他肯定地告诉记者，书中资料均来自公开出版物，“我只能说，它们无限接近真实。”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更愿意将这本书做怎样的归类？历史？文学？娱乐？私人分享的笔记？

　　余世存（以下简称余）：文史哲不分家，我更愿意将它视为文史哲类的书籍。

　　记：曾经的正解很有可能变成今天的误解，其实这两本书所提供的不会是绝对的真实吧？

　　余：那是肯定的，比如在《非常道》里，我写到了段祺瑞政府时期，学生们和平请愿，结果发生了镇压惨案。关于这一点现在有一些新的材料，说其实当时段祺瑞并没有在，也不是他下的命令，后来他到了现场长跪不起，从此一生食素。我很惭愧自己没有精力去修订《非常道》，包括去年再版时，因为语境问题，没有重新修订，我也没有去查证这个东西。从现在大致得出对民国军阀的一些看法来看，北洋军阀这些人还是一批非常有道德感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倾向于相信后者，段祺瑞虽然也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但是在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时还是有忌惮、有敬畏的。对于历史的真实而言，我只能说，这本书做不到完全或者绝对，却是尽可能地接近真实，因为我说到的所有的话都是有据可查，并不是凭空捏造。

　　记：书中说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在他成为全球最年轻的亿万富翁后，依然租住着一室一厅的小公寓，一床、一桌、两椅即全部家具，早餐多是一碗麦片，每天步行或骑自行车上班”。这条段子在网上流传很广，但后来有人出来辟谣，说他有一栋700万美元的别墅，也根本不是骑自行车上下班。你的消息来源是哪里？怎么确保它的真实性？

　　余：我是在两三处都看见了此类说法，觉得它具有有效性和流通性。在我所选的资料里会遵循流通性这个原则，看它是否被人们广泛传播，这样的信息才是有效的。

　　记：可很多绯闻都具有流通性，但它们毕竟还是绯闻。

　　余：所以在我这本书里很少谈到绯闻，包括八卦也很少。事实上，里边的很多故事基本都来自他们的自传或者传记。但即使这样，真实性依然值得怀疑，这就要靠常识性的判断了，像我在写《非常道》时，很多资料都来自大家都能看到的公开出版物，我的朋友读过之后也会说很熟悉。只是对于这种边角料，很多人不会太在意，我们的历史一直关注的是宏大叙事，但我觉得历史的边角料反而还原了人的本性。

　　质疑2 为啥不注明出处？

　　我提供的不是专业知识产品

　　为什么不注明出处？“我的段子都是从《读者》 《知音》上扒的，你们爱信不信”，这是2010年追随余世存脚步编写《一个都不正经》的张发财的回答，和他相比，余世存显然很含蓄。从《非常道》开始就有很多人议论为什么材料没有标明出处，当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余世存也对此表示了遗憾，但是在《非常道Ⅱ》中依然没有出处，时隔6年，对于这个问题余世存的回答是同样的，“我所提供的不是研究人员的专业知识产品”。

　　记：为什么不注明出处呢？这样会省去很多质疑或者妄自菲薄。

　　余：好些人曾劝我注明出处，做一个索引，但我没有做，主要是想到这本书的材料都是公开的、常见的，而且这本书重在社会传播，希望能够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事实也是，通过这本书的线索，很容易回到历史，进而得到比一则对话更丰富的史实。

　　记：这中间不冲突啊。

　　余：我认为自己只是为一般人提供公共知识产品，而非研究人员提供专业的知识产品，如果都注解出处的话，会让我觉得它不是大众的东西了，而是小圈子内的精英的创造过程，所以觉得不必标明出处。我看过国外一些作家、学者的同类产品，也没有把出处当做一个问题，包括《世说新语》也没有注明出处。

　　记：一出版就是等着人们来挑刺吗？

　　余：（笑）也不是，读者能在我的书里读到自己的收获，能有所触动，能让人生有一种滋养，我觉得就很好了。如果有人引用其中的话，真的出错了也可以推到我身上，（那就是替人背黑锅嘛）是啊，我就是替人背黑锅的（哈哈）。其实挑刺与争议本身都很有意义，对现代人来说，重新回到历史很方便，我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回到了人性本身，我希望未来的人是以人性来写历史，而不要搞微小叙事，或者大历史。

质疑3 碎片化方式记载历史靠谱吗？

　　启蒙，比架构体系更重要

　　学者吴志翔评价《非常道》是哲学里一道晦暗的“后楼梯”，是政治里鲜为人知的“后花园”，是历史中被无意丢弃的“边角料”，却有着别样的惊奇。在微访谈上，余世存被问及最多的问题是，“这种碎片式记载历史的方式是否能有助于年轻人系统地重塑历史观？”这也是“微博体”为人们所诟病的地方。然而被媒体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的余世存却认为，对于当下的国人，启蒙，让每个人运用自己的理性、成为自己，比架构体系更重要。

   　记：“微博体”就意味着碎片化，也容易让人很快遗忘，没有深度，有读者认为，《非常道》这种碎片化的表达只能让人们消遣，却容易造成思维惰性，很难进行系统性的思考。为什么要采用这种碎片的方式来记载历史？

　　余：这种文体有利有弊。我想到用这种选择方式，是想对自西方移植的启蒙传统进行一个校正。90年代后，一些人一直讨论还要不要启蒙、怎样启蒙，在这种讨论之外，更多的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包括80年代的启蒙运动淡出了社会文化领域。而在知识的交流传播领域，比启蒙更糟的是，教科书式的权霸、惊人惊世的翻案解构、猎奇或建构体系的梦想，成了最常见的文化现象。我想恢复启蒙的本来面目，校正100多年来我们的启蒙过于正经的一面，也就想到了诗话、世说一类的笔记传统。启蒙让每个人运用他自己的理性成为他自己，也是我们常说的金针度人。我看惯了知识界同行用学来习得的学理框架，把人物、事件填充进去的做法，我觉得这种证明自己知识正确或灌输一种观念的做法有合理性，但并不能满足我们自身思考的要求，所以就想到了从历史人物言行中摘录以建构我们的生存坐标。不要低估读者的智商，我们只需要提供事实、材料，读者自会判断，自会给材料赋予意义。

　　记：很多人认为《非常道》这类书看多了会过多地注意历史细节，而失去对历史的宏观把握。有没有想过做一个改变？比如可以按照历史发展以及重大历史事件为主线，在此基础上再增加细节。这样既能把握历史的宏观脉络，又有很多细节能增加趣味性。

　　余：《非常道》是网络时代的中国作品。它确实有碎片化的特征，我考虑的是还读者以自由，所以才受到这样广泛的欢迎。我后来也做过一些尝试，比如去年出版的《中国男》就以人物为线索写我对历史的把握，虽然也受欢迎，但销路没有《非常道》好，可见，读者不喜欢束缚。

　　记：与《非常道》不同，这本书更加丰富，关注的范围也更广泛，在人物和故事的选取上你的标准是什么？

　　余：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准，只要能打动我的人物或者故事，我都希望与大家分享。我选取的人物，可以说，他们的人生似乎多未耽误过，他们好像一生都在创造生命赋予的可能性。从尼采到爱因斯坦，从创办红十字会自己却死于贫困的迪南，到第一个真正的护士南丁格尔，再到自杀的计算机科学之父图灵……我做过一千多个人名索引，有时候会很惊讶，我们当代的文明模式多是这些人奠基的，我们生活的诸多方便也得益于他们的努力。

　　质疑4 为啥只述不评？

　　面对20世纪国际社会的众多人物，我有些失语

　　只摆事实、不说观点，这似乎有些不符合“读史明鉴”的传统，但余世存坦言，面对这些20世纪国际社会的众多人物，自己多少有些失语。

　　记：我们都说“读史明鉴”，书中只摆事实而不评论，这似乎有点不符合逻辑。

　　余：面对这些20世纪国际社会的众多人物，我有些失语，也觉得自己的话语多余，不如不说，看读者自己理解吧。

　　记：在《男女第二》这一章里你选取的很多都是男女之间美好的感情生活，但是现在社会上“中性人”越来越多，男女越来越趋同，性别界限越来越模糊。

　　余：现代化，尤其都市化的一个趋势就是男女趋同。我不担忧这种状况是因为好男人还是有很多的，大丈夫也是有很多的，只是跟社会的很多事一样被我们“河蟹”掉了。我记得罗丹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美的发现。我经常听到有人大言不惭地说，我们缺少学问家，缺少知识分子，当代没有有良知的作家……我就想，他们把自己置于何地呢？这并不是要他们去做学问，去做知识分子，而是说他们连去寻找、发现的工作都不做，就是说，活在当代，类人孩们（人没有成人的心智和权利，只是臣民、子民，而非公民） 连做看客或观众的能力都没有。

　　记：女生也会经常抱怨大丈夫形象为什么越来越少。

　　余：女性朋友的困惑我也能理解，但女性朋友如果不去走捷径，如果不去取巧，是会发现好男人的，也是能够鼓励出好男人的。要做真正的“soul mate”，就得跟对方一起成长。天上不会掉馅饼，没有现成的等着你。

　　质疑5 中国微博先驱？

　　微博的火爆，证实了我当初的判断

　　腰封上赫然写着“中国微博先驱”的头衔，这多少有些令人诧异，这个刚刚开通微博，以平均每天发两条微博的频率的余世存，怎么能成为“先驱”呢？

　　记：腰封上赫然写着“中国微博先驱”，你本人其实很少发微博，对于这个头衔怎么看呢？

　　余：《非常道》第一本是2005年出的，那时国内还没有微博这个概念；2007年，我曾经向朋友建议，做一个网站，每帖不超过200字，结果还真做了一个，可惜没推广起来，但它比饭否、新浪微博都早。我确实比较早地想到这种体裁，因为它本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样式，不论是《论语》，还是《世说新语》《沧浪诗话》，乃至《人间词话》，都是这样的创作。《非常道》在短时间内热卖以及随后的出版和媒体跟风，让我证实了自己的判断。

　　记：你对微博这种社交工具怎么看？

　　余：我刚刚开微博，也注意到微博会让我们这些博主们患得患失，包括去追求粉丝数量，看粉丝的评论。我觉得这个东西反馈到我们这儿，也会让我们反省自己，你的心是否俗了？你说的话是否专门为讨好读者？我也看到，这个社会确实很不公平，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一开微博粉丝马上就上万了，而有的人写得那么好粉丝就那么一点点。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用自己的眼睛，真正发自内心地去关注，去寻找到自己认可的言说者。

　　非常道Ⅱ-摘录

　　甘地说：“我觉得，当心灵发展到了某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将不再为了满足食欲而残杀动物。”“一个国家伟不伟大、道德水准高不高，可以从它对待动物的方式判断出来。”

　　194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第四次连任美国总统，一人问其感想。罗斯福没有回答，而是客气地请其吃一块三明治，此人吃后，总统微笑着又请他吃第二块三明治，如此接二连三，此人勉强为之。罗斯福在其吃完第三块后又说：“请再吃一块吧。”此人告饶，罗斯福说：“现在，你不需要再问我对于这四次连任的感想了吧，因为你自己已经感觉到了。”

　　戴高乐担任了11年的法国总统，给人们留下了不少治理法兰西的经典短句，其中最著名的一句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政局动荡又被人指责为独裁时发出的感叹：“你们说，我到底怎样才能治理一个有246种不同奶酪的国家？”

　　据说，菲茨杰拉德的夫人泽尔达曾是当时瞩目的美人，为了一睹芳容，部队士兵到她家附近的大道上操练。军队飞行员也用花哨的特技飞行表演和编队低空飞行从她家上空呼啸而过，直到有一个不幸的飞行员机毁人亡。而当战争结束，全城出动观看大阅兵，军警不得不在她周围拉了一道警戒线。（撰文、编辑/巩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