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不是“小儿科”

为生歌唱

接到沪上著名杂文家江曾培先生寄来的杂文新作集《话说人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我的反应先是一愣：江先生年近八十，但写作生命如此旺盛，犹如燃烧着的一团青春火焰，新作不断，实堪我辈后学钦佩！随后马上觉得：现在应当好好研究杂文家了。
自1959年《〈山乡巨变〉变得好》评论集问世以来，曾培先生已先后出版了三十一部专著，绝大部分为杂文集，另一部分是文艺评论。无论是杂文还是文艺评论，他的文章皆属上品，其特点：一是多产，写得很勤奋；二是质量高，善于抓问题，思辨性强；三是讲究时效性，联系实际，紧扣时代脉搏；四是妙语如珠，不仅流畅，而且常富于文采、哲理。以上这几个特点，决定了他的杂文和艺评是一种艺术性的创作，是作家、学者的一种对历史的忠实纪录，因此，他的杂文、艺评，似可循以追踪当代社会历史和近五十年来艺文发展的轨迹，从中读出“类文献”性的意义。曾培先生数十年如一日耕耘在杂文园地上，并成为当今上海“诗哲杂文”（此处不展开，拟另文探讨）作家中的佼佼者，决不是偶然的。上海是出过杂文大师鲁迅的地方，当年，与鲁迅“同一战壕”的大师级战友就不少，“左联”中许多主将如瞿秋白、茅盾、夏衍等就都是，还有一些虽非“左联”出身、但亦是进步文化人的大杂文家，影响亦很大，如邹韬奋、易水（艾寒松）、严独鹤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林放、罗竹风、何满子、楚云飞（吴云溥）、冯英子、唐海、虞丹（蒋文杰）、黄裳、柯灵、徐震、郑拾风和江曾培等成为沪上杂文队伍的主力军，这些杂文大家中，就产量而言，曾培先生是绝对可名列前茅的。在近五十年上海杂文的发展历史中，曾培先生则既是主将之一，又是一位见证人。
杂文界虽然出过鲁迅、瞿秋白、林放等一大批大家，但是，除鲁迅、瞿秋白等少数大家以外，杂文在整个文化领域总是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似乎是“小儿科”，是“时效性应景”文章，不算“创作”，出再多的杂文集、文集也不算“大作”、“巨著”，这对杂文家和杂文而言是不公平的。其实就历史渊源而言，杂文的“年龄”不知比小说、剧本年长了多少岁？剧本是元代才成形的。小说是南北朝时出现的，至唐代，短篇小说始兴旺；评话类长篇小说出现于宋代，文学性的长篇小说则要到明代才正式诞生。而杂文，则在先秦时期就繁荣了，差不多与诗歌是“同龄人”，所以，杂文作家完全不必自惭形秽。
关于杂文作用，我想大家都知道，随便举点例子：孟子的《齐人》、庄子的《胠箧》、韩愈的《师说》，易水的《闲话皇帝》、罗竹风的《杂家》等，无不是引领时代或掀起社会波涛的雄文，其影响，不知比一部平庸的长篇小说大多少倍。当然，坏的杂文对国家、人民的破坏性亦不能小看，如姚文元在1957年写的《录以备考》就是。所以，杂文在文化领域，绝对不是“小儿科”。
但文化界对小说作家、诗人、剧作家等很注意研究，对导演、演员的艺术成果研究也很多，但唯独对杂文家的研究，一直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给沪上“纯粹”的杂文家出版传记，恐怕也就是鲁迅、林放等少数几个人，像曾培先生这样坚持数十年高产、优质的杂文作家进行研究的问题，好像尚未被提上“议事日程”，至今也没有听说有哪位学者正在给他撰写评述性传记的事发生。而就作品的数量、价值而言，我认为曾培先生的杂文，是完全应该列到大学文科或人文研究部门研究课题中去的，完全应该出一些研究杂文的博士、硕士。同时，我还主张给一些当代著名杂文家写点个人传记，这对上海的杂文创作事业，将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刘纯庆

        

屈联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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