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丁玲——兼议中国文学的“钻石岁月”

为生歌唱

当年的中国文坛就像这列很多人都想爬上去的火车……下面到处都是围观羡慕之人。

    丁玲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文学长者。虽然她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音容笑貌却时常在我眼前晃动。之所以忘不掉她，并不是因为她与我在文学创作上有什么师承关系，而是一种性格上的趋近——她是一个偏向于透明的人，我也没逃出这一类。为什么用“偏向”二字，而不用肯定的语气呢，主要是因为我对她的了解，仅限于1981-1986的五年间。她的前半生中的大多数岁月是如何走过来的，都是在我看了她的资料后才得知的，并无直感。而在这段时间里，我因工作需要得以与她结缘。

    应该说，我认识丁玲并与之交往的五年，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其特殊的五年。简言之，由于反右和十年文革，大多数作家们都从曾经的香饽饽变成了臭老九，从天堂跌进了地狱，很多人被整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尔后的拨乱反正自然会使他们那颗被极度压抑的心产生强烈的反弹，而当时国家的政策也是以抚慰为主，因而也才有了那段文学大红大紫、作家星耀中华的特殊年代。而那段时期恰恰也是我与丁玲相识和接触最多的五年。我始终怀疑那段岁月的果实会不会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几粒或几枚，却毫不怀疑那段历史所留下的深刻记忆——凡是亲历之人都应该记得，那种大轰大嗡、一鸣惊人、洛阳纸贵、鸡犬升天而且远远超出了文坛的热闹景象，实在是让人太难忘了。即便是用热闹非凡来形容它都会显出文字的苍白。

    想想看，那些不住往外冒头的作家就像六月的韭菜——割了一茬儿又一茬儿，多得都让人眼晕。而且，靠文学出名当官也是一条有目共睹的捷径，随便几十字的一首诗或几百字几千几万字的一篇小说，只要逢其时，走其运，不经意间被哪个报纸或杂志的编辑看中并公开发表出来，立即就会成为原子弹甚至氢弹，在全国产生极大的轰动效应，幸运之神也会突然降临到作者的头上，使其摇身一变而成为作家。而且，那些被“幸运”了的人也确实神气得可以，若是再因为一篇小说或一首诗或一篇散文或一个报告文学而拿了一个全国大奖，更会“一鹤冲天”，从地面的芸芸众生中一下子飞到天上，再幸运的还能在玉皇大帝的身边当个差，一夜之间在全国大红大紫起来就更没的说了。总之，中国作家们的当年那种无限风光是世界绝无，中国仅有！而且必将是空前绝后，将来再也不会出现的“蓬莱仙境”。

    当年，我因为在新华社中新部分管文学和文艺界采访，专司此职，因而有幸成为了那段“中国作家的钻石岁月”的亲历人和见证人，说它是钻石岁月，是比喻它比黄金岁月还要珍贵迷人（这当然是针对那些当时幸运的作家而言，别人不会有这样的体会）。那时，很多大会小会，包括很高级的很神秘的很吊人胃口的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书记处会议、各种奖项的初评、二评、终评会议，譬如首届矛盾文学奖的评选和发布、几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评奖的评委会和发奖会，以及各种重大的文学外事活动和专项采访，如首届中美作家交流会议、美国驻华大使宴请首次出访美国的中国作家代表团、采访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索尔兹伯里、《战争风云》作者赫尔曼·沃克、美籍华人作家韩素音、法国抽象派画家赵无极、香港作家金庸、日本著名电影演员大岛帽……多了去了，仅我保存的笔记本就有一箱子！

    在那个钻石岁月里，我的心也躁动着，而且与大多数国民一样，也在幻想着当一名作家。原因也并非是因为当了作家就可以成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没那么高尚。而是被那些幸运儿们的极其诱人的命运转机（也可以叫做眼前的巨大实惠）所吸引——只要一炮即红，能在全国人民面前露上一小脸，紧跟着就会是咸鱼翻身，鲤鱼跳龙门；就会是鸡毛上天，光宗耀祖（那些实惠中包括提职、提级、分房子、坐小车、出国观光、到处演讲、到处被人簇拥着、时不时还要与高层领导人照个合影什么的，还有大大小小全国各地的媒体追踪报道，各种标准照、生活照、观光照、幸福照……数都数不清）。面对如此诱惑，我相信，当时的全国十亿人民里不想当作家的除了傻子，没有几人！

    当然，在那个幸运的老中青一块红的作家群体里，也有个别人在承受着惊喜之痛，说明身为作家圈中人并非都是快乐和幸福的，有的人甚至痛不欲生。譬如，在一次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发奖会上，我就曾亲耳听到获奖作者赵本夫当着众人的面大谈他的小说《卖驴》的苦衷。他说，自从他的短篇小说《卖驴》获奖之后，不仅轰动了全村，而且轰动了四乡八邻，人们都自发地跑来向他祝贺，同时向他要碗“驴汤”喝喝。理由是听说他卖了一头天价的驴，一下子挣了几千块！想想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几千块的概念是不是相当于现在的几万甚至十几万（因为有物价全面上涨的因素），尤其是对于辛苦劳作了一天却只能挣几分钱工分的农民来说，这个数字真的是能够晃得让他们眼晕。因此，乡亲们有理由找他要驴汤喝，说法也是五花八门，依据却很简单，有的是没出五福的亲戚，有的是旧雨新知……反正是你都大碗地吃肉了，我们闹碗汤喝总该不过分吧？对于赵作家来说，既碍于古老的乡俗，也碍于薄薄的脸皮，因此只能来者不拒，请了一桌又一桌，设了一席又一席。最后，他不仅把所得奖金（大概是300元人民币）花得大子不剩，还搭上了老婆多年积攒下来的私房钱……获奖没让他上天堂享清福，反而因福生祸，一下子变成了穷光蛋，生活压力陡然加重了许多。记得，赵作家当时的表情那是相当的丰富，先是苦笑，后是凄然，再然后是惨然……其声其情令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身在现场的人都由不得鼻子发酸，泪珠在眼眶里边转，评奖座谈会几乎成了忆苦会。

    需要指出的是，持有这种凄然和惨然获奖经历的并非赵作家一人，很多获奖作者私下里也曾经向我发泄过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所以啦，那时在别人眼里十分幸运的作家们活得并非都像神仙一般，现实生活时不时的就会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所以嘛，他们当然也会抱怨、不满并大声疾呼：提高奖金标准、提高稿酬、应该实实在在地提升作家的社会地位——在引伸的话题里自然就少不了各式各样的待遇问题。

    怀念丁玲，不仅是因为那段特殊的岁月也是她最活跃的时期，还因为在作家圈中的各式各样的脸谱中，她那张脸极为特别——首先，一个快八十岁的人了，岁月却遮不住她年轻时的美女风彩，因而虽然年长，却依然引人注目；其次是她的头很大，一双大眼反倒不像赵薇那样格外突出，而且是银丝郜首，具有一种典型的老年人的丰富之美，固而给人的印象很深！再其次是她的快人快语，出言无忌，不论在什么场合，只要她想说就憋不住，张口就来，因而官场里有为数不少的人不喜欢她，所以也才会有一些人专说她的坏话。但是，客观讲，她就是一个敢说敢做，敢做敢为的人。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丁玲也没能逃出这个怪圈。

    在我与丁玲的交往中，她时常向我倾诉对于文坛如此浮躁的强烈不满，包括对于那些当时红得不得了的文学期刊，譬如当时名气很大的《当代》、《收获》、《十月》、《花城》等等，她都认为办得不怎么样，因此，她在八十高龄时才亲自出面奔波，主动向上面申请创办大型文学期刊《中国》（原名叫中国文学），为的就是要跟那些走红的刊物叫板。在这件事上，我帮了她一个忙。具体事情是这样的：

    丁玲创办的这家刊物，因为属于民办，在当时的中国尚属首例，因而费了不少周折。最后上边讲了话，才同意让她挂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名下，以半官半民的形式创刊。为了筹措办刊经费，丁玲专门把我叫到她家，与我谈她的苦衷，并想借我所拥有的独特的能向海外播发文艺界新闻通稿的优势，写一篇谈及此事详细内容的文章，一是给她造造声势，二是希望吸引一些有财政实力的人注意，资助她的《中国》。这件事，我向上级专门作了汇报并得到了批准，然后以《丁玲的心事》为题，写了一篇专稿发向了海外。令人欣慰的是，这篇文章后来又“出口转内销”，被广东的一家报纸转载，然后就引起了广州白云山制药厂的注意。该厂厂长亲自给我写信表示：他们厂愿意拿出十万元来资助丁玲。当我把这个喜讯及时向丁玲通报后，她在电话里高兴极了，听声音都有些喜极而泣，连说话都有些哽咽，而对我的义举则是赞誉有加。后来她在新侨饭店主持召开场面十分隆重的《中国》创刊新闻发布会上，还当很数百位来宾的面特别点名向我表示感谢，很多人便把目光投向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须知，在那些来宾中，几乎包括了党政军文商各界知名人物和要员，我和彭丽媛、郑绪兰就围坐在一个桌子前。由此可见丁玲的人脉和极深的政治背景。

    应该说，在作家圈里混是不容易的，因为一些老账新账和各种门派的盘根错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而我作为他们中间的一个“中性人”，只能保持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场。当然，也就自然会听到各种尖锐对立的言词。有些如日中天的人在一些人眼里却连臭狗屎都不如；有些资深的文坛高官，台上人五人六，大言不惭，台下却与人结着很深的梁子，譬如丁玲与周扬之间就是一对死对头，二人甚至生前都放言要看着对方先死……由于牵扯到各方以及个人的切身利益，加上我当时的特殊角色，地位就显得格外地突出，有人甚至把我称之为“文艺界通天的人物”。许多成名多年的老名家以及后来成名的作家新秀们，都会利用各种场合想方设法与我接触，然后又想方设法地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在那时整个国家的风气还挺正，没有送红包的，否则，我很可能就会是作家圈里第一个富起来的人。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我的为人也决定了我不会这样做，因为我把钱看的很淡，打心眼儿里不喜欢它们。那时，有些人还把我拉到家里吃饭，虽然少有大鱼大肉（那时的中国还很贫穷），但面条、饺子、米饭却是管够的。譬如邓友梅就曾把我拉到他家请我吃面条，然后与我天南地北的瞎聊，包括他为什么是独身等等，像个亲哥们儿似的。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决定帮他介绍对象，很快就把我的新华社同事韩舞燕（已故作家韩北屏的女儿，丧偶）像所有的说媒那样郑重地介绍给他（虽然她们以前也认识，但不如我熟）。我还拉上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记者赵无宣（赵无极的妹妹，现已定居法国）一起给他们二人当媒人。这件事真就办成了。二人到现在也是夫妻。但不知何故，邓友梅在向他人谈及这段婚姻时，却把媒人说成是新华社北京分社的朱述新（朱也是我的老朋友，后来在他家谈及此事，他还有点儿不好意思），并请朱出席了他们的婚宴。事后，邓氏夫妇才把我和赵无宣请到劲松的家里，招待我们以示答谢。这件事儿虽小，却会让人难以忘怀。后来，邓友梅当了作协的大官，我们之间就没什么走动了。当然，这也和我的个性有关，不管是谁，只要他往上升了，我会一边祝福他，一边悄悄地远离他。与邓友梅的事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更多的是名家们每逢各类评奖的评委会召开期间，因为我的每会必到，而不分早晚地频繁给我打电话或亲自上门，目的就是想打听获奖名单中有没有他（她），这些人的名字我就不提了，反正是在名人圈子里怎么想都不过分，而且为数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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