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熊培云

为生歌唱

“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这种‘无力感’也是无比真实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无力感’，才更需要执着。”

  ●“他们以朴素知识为信仰，以幸福生活为目的，视自己的前程为国家的前程，视自己的人格为国家的国格；他们将在多元化与宽容精神的感召下，从今天起，做一个‘年老而勿衰’的世界公民。”

  “我对国家的最大贡献，不是少年时勤学苦读走出了闭塞偏远的山村，给了自己一个相对宽阔的前途；不是大学毕业后拿了几倍于父母的薪水，可以作为家族的‘临时政府’为他们提供教育、医疗、社保等福利却从不向他们征税；不是在巴黎留学时让外国朋友看到我来自东方，是个意气风发、彬彬有礼的好青年；也不是和平常人一样相亲相爱、生儿育女，谱写诗歌，赞美胡适，热爱学生，创造雕塑……而是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自由的趣味与独立的人格。”

  ２００８年，熊培云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出名。在那一年《南方周末》的国庆评论特刊“我和我的国家”中，他写下了上面的文字。当时，他的处女作《思想国》已经在知识圈中有了一定影响，这位独立时评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两年过去了，熊培云突然就“火”了。他的专著《重新发现社会》在２０１０年１月上市后，立即销售一空，年内加印十次，并获得包括２０１０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奖”、新周刊年度图书奖、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等在内的多项年度图书奖。他创立的“思想国”网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拥趸，许多青年人从中受益匪浅；他正在《南方都市报》连载的“乡村纪事”系列在网上被大量转载，部分篇目还被制作成朗读版广泛传播。最近，他的新书《自由在高处》由新星出版社出版，作为《重新发现社会》一书的续篇或重要补充，“自由在高处”很快成为人们竞相议论的热词。

  坚定而温和，理性且成熟，熊培云身上的气质，是这个时代的学者和时评人身上少见的。如果不是这次电话采访，很难相信这位３８岁的青年学者，已经上承“五四”下接西方，并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切实结合起来。或许，我们不仅需要重新发现熊培云，还要重新发现正在默默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界的新生代们。

  “穷人的孩子早担当人生”

  生于江西农村的熊培云，一直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他回忆少年时光，最刻骨铭心的是家里的贫穷状态，“穷人的孩子早担当人生。”

  １９９０年，熊培云的祖母被一场并不难医治的病夺去了生命，仅仅是因为地处偏远，没有及时送到医院。“当时父亲推着板车紧赶慢赶，祖母还是死在了半路上。这件事对我影响非常大，我常常因为祖母的死在梦中哭醒。那一年，我完成了自己的成年礼。如果说此前体现在诗歌写作中的济世情怀完全是出于一种天性或者兴趣，那么在此之后，我学会了面对现实，回到自身，学会了具体的担当：我要改变自己以及整个家族的命运，考上大学，赚点钱，不像父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穷人孩子早当家，也早担当人生，我在年少的时候就能够比较踏实做些事情，有方向感，这是一笔财富。”

  “Ｏｌｉｖｉｅｒ”是熊培云的法语名字，音译为汉语“奥里维”。他回忆说，在南开读书时，为了节省盘缠，有个寒假没有回老家，终日蜷缩在宿舍里读书。正是在这年冬天熊培云有幸读到了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而寻访罗曼·罗兰也成了他日后辞去国内稳定工作赴法留学的潜在情结或者人生伏笔。熊培云对这部改变了他的一生的作品充满感恩之情，并视其为“心灵圣经”。

  奥里维是克利斯朵夫的朋友，茨威格在罗曼·罗兰的传记中曾写到，奥里维是法国文化的精华，就像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德国优秀力量的新秀一样。奥里维生产思想，克利斯朵夫则生产活力，二者的关系，可谓“智者被强者提高，强者被智者净化。”深受法兰西自由气息熏陶的熊培云耽于思维的乐趣，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本分与宽宏大量，“我没有生活中的敌人，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我只希望自己在纷扰的世界保持目光明亮。如果我用一生参加了一场战争，我所反对的是那些缩减或者抛弃人类自由与良知的观念。”

  “胡适那时对我就像盲点”

  “胡适”是采访过程中熊培云提及的又一个对他影响深远的名字。

  在出国之前，熊培云偶然读到了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从此跨入胡适之门。“胡适及其人生对于以往的我来说，就像盲点一样，这是以前教科书上没有提到过的。”当时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好出了一套欧阳哲生编的《胡适文集》，他花了半年时间通读了１２卷，从此深爱胡适，并在《错过胡适一百年》一文中将胡适喻为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非暴力之军，“错过胡适，就错过了一百年的好时光。他被忽视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倒。胡适晚年的觉悟是，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熊培云，其中最明显也最能打动人的是其宽容的精神。这种宽容经由娓娓道来的柔和文字闪现在他对人性的评判上，也渗透在他对历史的审视与现实的观察中。

  ２００２年，在大学毕业六、七年后，熊培云辞去了第一份工作，赴法自费留学。“做媒体的七年，既没有成就感，

  又没有对将来的预期。我能看到的最远的未来都不是我想要的。”回忆那段日子，熊培云说，最大的收获是比较安稳地赚了一点钱，实现了财务自由。“同时，也明白了自己的创造受到了很大的约束，所以出国也是一种‘疗伤’。”

  临行话别，报社有位兄长给熊培云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至今还记得。“大意是在一个广场上，人挤人，你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但如果你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就知道周遭的种种拥挤对你来说其实毫无意义。它对我很有启发，仿佛为我的离职出走赋予了一种特别的内涵。这算是我现在谈论‘自由在高处’的最早一点机缘。”

  “最有乡愁的两个地方”

  “很奇怪，我做梦能梦到的地方，似乎永远只有两个：一个是老家乡下，一个是巴黎。实际上这是我最有乡愁的两个地方。”

  在法国熊培云找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宽阔的世界，“这时你不再属于任何单位，你的世界被打开了”。他在书中坦言自己在巴黎度过了一生中迄今最难忘、最美好与最纯洁的时光。“而我所学到的，与其说是在巴黎大学的课堂，不如说是在巴黎这座城市。我写的为数不多的几篇散文，也多是因巴黎有感而发，这是一种连接过去与未来的乡愁。”最大的变化是，那之后，他可以为任何华文媒体写作，接受他们的约稿。“我在空间上远离了国家，在时间上却找回了自己。”

  熊培云说，置身法国宛若游走在一条悠长且充盈的时间长廊里，这些且行且悟的日子好像神奇的打火石，激发了他思想的火花，后来的《思想国》及《重新发现社会》都是这些火花的闪现。

  回国之后，熊培云很快进入一个收获期。几年间，他的几本专著陆续出版。从《思想国》到《重新发现社会》，熊培云用理性而清醒的思想，展开“重新发现社会”之旅，从国家到个体，从都市到乡村，在温和但坚定的文字间行走，怀着对国家、社会与个体的关怀与担当，构建自己有创见的思想体系。

  而整个２０１０年，他关注和谈论最多的自然是“重新发现社会”几个字。“尽管我知道这本书很重要，因为它切中了时代的要害，但在出版后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却是我没想到的。我听说不少读者将这本书当成礼物送人。沿海某省的一位副省长，跑了四家书店买到这本书，而且特别写了一本书准备出版。”谈起这本书的写作，熊培云说，那时他刚从法国回来，在《南风窗》上写了一篇倡言推进中国社会建设的长文，标题就是《中国，重新发现社会》。后来越琢磨越觉得这个议题非常重要，便想着将它拓展为一本书，以便将国家与社会等关系做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因为很多人并不知道现代国家的意义是什么，并因此产生了许多无谓的争论。

  最早自费上网的一批人

  “要么成为熊培云，要么一无所成。”这是熊培云为自己设定的人生目标，今天的他已然成了“熊培云”。

  抛开学者的底蕴，熊培云的首要“身份”是独立时评人。他担任着国内几大时评重镇的评论员，甚至担任过评论界大本营——天涯网站关天茶社版的特邀斑竹，在国内外发表过千余篇评论。

  谈到时事评论的写作，熊培云说必须要“感谢互联网”。“我是原报社最早自费上网的人。１９９６年，也就是在报社大楼统一接入互联网的前一年，我花了近两个月的薪水，约四千元，包括买一只猫（调制解调器）并预付一年的网费。而我面对公众的更自由的写作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其后几年间，伴随着互联网言论的兴起，各大纸媒都开始意识到了过去单一的新闻纸已经失去了核心竞争力，它还需要评论，需要观点新闻。于是，拜互联网所赐，今天许多报纸都开辟了一到两块甚至更多的评论专版，一些电台、电视台也紧锣密鼓地在中国各地寻找评论员。

  从网上海量的发帖“拍砖”到遍地开花的专栏文章，时事评论已成燎原之火，熊培云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拾柴者”。印象中，无论时评作者如何努力，世事鲜为他们的声音改变。对此，熊培云表示，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思想者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每个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这种‘无力感’也是无比真实的。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无力感’，才更需要执着。”

  除了给平面媒体写时评专栏，熊培云还是“思想国”网站的创始人，被网友亲切地称作“小熊国王”。这个王国“广博富饶”，吸引了众多“新新青年”，“他们以朴素知识为信仰，以幸福生活为目的，视自己的前程为国家的前程，视自己的人格为国家的国格；他们将在多元化与宽容精神的感召下，从今天起，做一个‘年老而勿衰’的世界公民。”

  “我每天都不舍得睡”

  熊培云有着深厚的人文关怀，打开他的文章，温暖总是扑面而来。他“不平则鸣”，总是和那些“受伤”的人站在一起。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他正在《南方都市报》连载的“乡村纪事”系列，写那幽僻荒远的村庄，写那沦陷不再的故乡，谈乡村赌博谈乡镇干部谈中小学教育……这本４０多万字的专著，年内即将面世。而这一专题的写作，还要追溯到更早。

  近十年前，熊培云便在为“出国，还是下乡”这个问题苦恼不已。那时《南风窗》发表了他的一篇田野调查《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写的是他江西老家的事。这篇文章只有一万多字，发表后在网上反响很好，英国、美国记者都找到他，希望到当地去调研。“我曾想，是不是应该把它做完，扩展成一本书？”最终，他选择了出国。

  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他离开了紧张而喧闹的都市，独自回到了故乡幽僻荒远的村庄，继续当年未完成的旅程。“一方面是为了尽一个时代观察者的责任，这种责任一直在烧灼我。与此同时，我也很想对那些在许多人看来近乎卑微的生命作一番见证。”

  这本书的写作，对于熊培云是一个打通的过程。空间上，从一个小村庄到整个中国，再到西方；时间上，他回溯了１００年、６０年和３０年中国农村的起起落落。他进行了不少口述史采访，还搜集了大量史料。最重要的是，在这里他更全面地实践了自己“诗歌＋论文”式的写作方式。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寻找这种既有心灵又有理性的表达，“我对这本书用心最多，期望很高”。

  在写作上，熊培云有着异于常人的勤奋，“我每天都不舍得睡，想了解世界多一点，想思考与写作时间多一点。我唯一需要有毅力来做却又未做成的事情是劝自己早点睡觉。”他告诉记者，如果哪天能够接连睡六七个小时，便算是睡得非常豪华了。

  ２０１０年暮春，熊培云在家乡参与筹建了一个图书馆，向社会募捐了不少图书。谈起自己为什么要写作，他引用了一位捐赠者的留言：“其实文字秀美者众，难得的是见识；见识明辨者众，难得的是态度；态度端厚者众，难得的是心地；心地温暖，更需脚踏实地身体力行，方是做学问、求真理、提问解惑、治世济人的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