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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天才绝不会缺乏争议,或欠缺神秘感,比如李光耀——一位倡导亚洲价值观,创建国家的政治天才。2009年7月间,经过两天在新加坡进行深入的独家访谈后,美国知名作家汤姆·普雷特通过对话还原了这个政治巨人的真实面貌:时而惊讶,进而触目惊心,偶尔幽默,但是绝不乏味。在《李光耀对话录》一书中,作者以超凡的洞察力引领读者深入理解李光耀。
他很享受“新加坡智者”的称号
试问任何一个人,即使是他的敌人,他们几乎都会同意:李光耀是亚洲的巨人,哪怕他的国家很微小。
我将他的注意力放在一篇数十年前由已故牛津大学学者依萨·柏林撰写的著名散文,尝试用它来开启李光耀思想的秘密。那是一篇关于如何将历史上的伟人归类的文章。里面描述了一个源自于希腊文学的故事“狐狸和刺猬”,并利用它来比喻将优异男女区分为两类伟大领袖的方法。
我解释说:狐狸懂得很多事情,有各种不同的生存方式。刺猬只懂得一件事,但是它所懂得的却是很关键的———这关系到它自己和其他动物的生命。
因此,爱因斯坦把一个巨大的思想(相对论)带给全世界,他显然是刺猬。相对地,智者亚里士多德是拥有千种小理念的科学家,因此毫无疑问是懂得很多东西的狐狸。两人都是天才,但他们却是属于不同类型的人。
“好的,在这本著名的著作中,依萨·柏林很快切入他的理论,即伟大的小说家托尔斯泰属于哪一类人?托尔斯泰思考过他是狐狸还是刺猬吗?那么,托尔斯泰会不会只是低估了自己?在我看来,你说你是狐狸,因为你懂得许多实际的东西,有很多小机灵,而你就不能把一些刺猬的大智慧带到世界上。”
换言之,这是我们主要的问题:李光耀———刺猬还是狐狸?这是主要的问题,我们会在访谈结束后回到此话题上。
正在专注聆听的他,这时发出轻微的叹息,拉紧右脚的护热垫,然后说:“我不会利用那些条例来进行思考。我的哲学和理论并不强。我对它们感兴趣,但是我的生命并非受到哲学或理论所引导。我把事情给做好,让其他人从我成功的解决方法中萃取原则。我不按照理论做事。反之,我会问:什么可以使这件事情成功?如果经过多次尝试,我发现某种策略可行,那我就会去寻找有关解决方案背后的原理。”
我感觉到李光耀怀有一种天生的勇气。那些被一般大学教授所阐释(表达)的一般政治原理,不是一种危险权衡就是全然缺乏世故经验。在推向逻辑性的结果时,他们倾向于极端主义,不管是最纯净的共产主义或者有时被标签为“自由市场本质主义”的最残酷的资本主义,或者……(最有可能的)趋向非结果主义论。
李光耀思考了一下:“所以,我没有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的引导。我粗略地读过他们的著作,但我对哲学没什么兴趣。你可以说我是‘功利主义者’。我只对可以行得通的有兴趣。”
李光耀随后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意识形态不要偏离常识”。他说:“回到1960、1970、1980年代,当常规和时髦理论使(所谓的)‘第三世界领袖’受到各种约束,诸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以及‘不利用跨国企业’,我反抗这股潮流并取得成功。接着,区域内的其他人也效仿我的做法。”
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采取坚定的(的确,令人兴奋的意识形态)立场,即允许外国跨国企业在你的国家运营,这就等于是交给他们金库的钥匙,允许他们榨取国家的天然资源和盗走国内的天才国民。新加坡虽然拥有充沛的人力资源,但李光耀还是警惕地、小心翼翼地监视着大批跨国企业,以确保他们的掠夺行为可以减至最少。
显然地,他是实用主义者,但是,不论他接受与否,极端的实用性功利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哲学:“所以你为你的政治文化带来新的功利主义!”
李光耀暂不理会我的离题,继续说:“我的指导原则是什么?在面对困境,重大问题或各种矛盾时,若我提出的解决方案无效,我会检视我还有哪些替代选择。我会选择一个成功率比较高的方案,但是一旦失败,我还有其他方法。肯定会有出路。”
“嗯,就是说每次都准备了B计
划,这样你就可以很快地取代A计划?”
“是的,肯定的,如果它行不通的话。”
“如果那方案对国家没有利益,你也不会让说客或者其他既得利益者阻碍你前进。”
“是的。肯定不会。”批评家有时候认为李光耀所创立的人民行动党其实本质是半个列宁主义式的政党。只是中央政府的监管手段十分微妙,并不严苛;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成果的责任感。那些无法清晰地分辨出李光耀和卡斯特罗之间有哪些差异的西方评论人,有必要进一步去认识这位新加坡的创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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