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实践

屈联西

　　　　■ 周小川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首先，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重要，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提升发展质量。从我的角度来讲，跟我的领域关联不是特别大——我是从作为经济研究者的角度来发言的。关于结构性改革的国际实践，我说说自己的体会。
　　首先我个人最早进入经济学研究是从搞数学模型出发的，从我接触的各类数学模型来看，最终结构性的问题和价格问题是出于原始对偶关系，也就是结构问题，特别是实物供给和需求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反映的就是价格问题，所以结构性问题就是价格问题，当然必须有一个有效市场假设。
　　结构改革或者说结构调整也是价格改革和价格调整。这是具有等效性的议题。这里要有一个例外，市场在有一些环节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也就是说在市场失效的环节;还有一些，由行政主导的结构性问题和结构性调整。应该说由于我们国家是从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因此从思维的角度比较倾向于较多看到市场无效的环节或者市场失效的环节，在市场失效的环节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发挥更好的作用。所以就涉及到有关的讨论，哪些环节市场更加有效，哪些环节市场会无效。
　　那么从结构性问题来讲，大家一般先看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产品市场，应该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市场是有效的，供求关系决定价格，价格变动也决定供求关系。结构的调整也需要价格信号提供激励，没有激励的结构调整也是很困难的。这些都是大家都熟知的东西，在产品价格里面，可能有个别的产品市场调节不了，特别是有一些重要的产品。但是从实践来看，我们最后发现也不见得政府主导的定价能够做得更好。
　　我举一个不一定正确的例子，比如说成品油，这么重要的产品可能政府会考虑更周到一些，但是经过几轮演变，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的成品油的定价，最后不过就是在国际市场价格上加一个滤扩期(音译)，也就是延迟20天左右，过滤掉过度的高频波动成分，最后还是跟随国际市场价格。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总之也很难说明即便某些很重要的产品，是不是就是说市场决定的价格可能是不行的。
　　更复杂的问题是要素价格。传统意义上，大家理解的要素价格，人力资源、资本、土地，我认为原则上来讲，价格和实物供求关系也还是成立的，只不过情况更加复杂一些，这些复杂的因素应该有一些额外的考虑。但总的结论应该是不变的。这也包括大家所关心的像利率、汇率这些问题，也是供求关系和价格之间的关系。
　　如果单纯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汇率更多地是一个贸易加权的供求关系，但是如果说后来随着国际经济发展，资本投资和资本流动变得越来越重要，外汇的价格也更加反映，更加像要素价格，所以也可以按照要素价格来进行考虑。
　　下面我想说的，之所以说市场有时候是无效的，大概有一小部分情况下市场是无效的。那么这个无效，过去传统的经济理论主要是外部效应，存在外部效应，所以市场决定的价格可能存在误导。有广义的外部效应和狭义的外部效应。一般来说大家都理解，像制造环境污染，损害环境之类的是最典型的外部效应的例子。有的人把宏观的因素考虑到外部效应里面，这是分类问题。总之来说，外部效应是一个重要的需要研究的领域。
　　最近国际上做的越来越多的是外部效应内在化，就是把它内部化。典型的就是像污染问题，或者再具体一下，比如说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排放问题。排放问题的内在化，要把它的外部效应事先打入使用能源的或者制造污染的排放的成本里面。因此也就是说你要排放二氧化碳，你要先买配额，你把消化二氧化碳和吸收二氧化碳的钱先付了，找别人做吸收或者减排的工作。这样的话，二氧化碳是外部效应的内部化。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有不少国家，对于任何产品的出厂和销售，必须事先把它未来形成的垃圾处理费用打到里面;把垃圾费用打到里面去的时候，外部效应实际上也内在化了，处理垃圾的时候，就不用额外出钱了。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说汽车的铅锌电池。即便市场有无效的情况下，特别是外部效应的情况下，仍然有很多办法能够使价格机制发挥更好的作用，同时说明不见得其他的结构性政策能够比价格政策更好。我只是从这一个角度说明，所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我也是听刘鹤主任反复讲过，就是消除价格扭曲。我们当前体制中存在很多价格扭曲，把这些价格扭曲去消化掉，改革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结构性改革了。
　　另外一个强调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来源，我认为跟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克服危机和争取复苏过程中，过度依赖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关)。由于很多国家财政政策空间比较小，过去债务比例高，赤字已经高了，所以有一些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因此近两年在国际很多场合在讨论，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问题。
　　另外可能过度依赖凯恩斯主义的措施，搞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过头，大家就会讨论这个事。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会思考，实际上应该更加侧重于对供给侧的政策考虑。从这个角度来讲，供给侧和需求侧应该也是相互配合的。
　　最后我想讲的是，结构性政策在当前全球化经济情况下，是和对外经济关系非常重大的。在对外经济的题目中，重要的议题就是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转移。随着价格体系的变动，特别是要素价格的变动，比较优势就会发生转移;比较优势发生转移，完全基于价格体系的变化，特别是相对的变化。有一些比较优势转移，包括某些附加价值低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必然会转移出去。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究竟转移还是不转移取决于结构性政策，取决于你的发展战略。
　　我感觉从古典经济学角度来讲，比较优势究竟跟我们现在所说的产能或者产能过剩或者产能转移是什么关系。中国跟周边国家打交道的时候，经常说我们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我生产的你没有，你生产的我没有，正好是互补的，咱们正好可以加强合作。但是古典经济学讨论这个问题不是这么说的，即便没有资源禀赋也会通过分工，使得一个国家可能生产一个产品会有更高的产能，同时有更高的产出，那个国家生产另一种产品有更高的产能和产出，表明生产技能和生产设备的各种东西的汇聚。邻近两个国家资源禀赋差不多，可能一个国家多生产帽子，一个国家多生产鞋，然后相互交换。从本国市场容量角度来讲，其实都是产能过剩，你生产的帽子，你这个国家的人根本没有那么多，你就是消耗不掉。所以单从本国供求关系来看是否产能过剩可能还是有一定问题的。
　　如果说，能够足够开辟国际市场，而且贸易政策不存在过度扭曲的话，产能过剩的衡量可能需要有另外一些考虑。对中国来讲，我觉得中间可能有外部效应的因素。如果我们把生产留给自己，污染也留给自己，可能是外部效应。我特别强调，在两高一资环节的产能过剩。因此这个也导致处理产能过剩和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也就是结构政策和贸易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在产能转移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可能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就是运输成本相当高的成本，运输成本和定价值相比相当高的这类产品，不太适合通过贸易交换获得，如果有产能的话，可以把产能输送出去在当地生产。但是换一种情况也不一定，比较优势转移和产能转移，也要更多的和就业，和创造就业以及保持就业水平相联系。
　　这些都是我脑子里想的比较典型的结构性问题，我也希望能够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讨论提供一点理论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