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熊培云：“自由在高处”

为生歌唱

中国时评史曾有个高峰

  《文化广场》：《自由在高处》收集了你近年来的部分评论与演讲，如何理解它和《重新发现社会》一书的逻辑关系？

  熊培云：最近两年，由于将主要精力花在了写中国乡村的书稿上面，一事一议的时事评论已经写得很少了。而这本书的主要线索，就是个体如何超拔于时代之上，收复我们与生俱来的身心自由，盘活我们已经拥有的自由。

  ２０１０年我出版了《重新发现社会》，着力厘清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但是对个人自由涉及较少。这在我是个遗憾。事实上，相较于关注国家与社会如何功能正常地运行，我更关心的是人的状态。在我看来，承认“个体先于社会，社会先于国家”的逻辑，是非常有希望的事情。这不是说个体要凌驾于某某之上，而是说个体的权益是我们融入社会、成立国家的起点与归宿。

  《文化广场》：这本书为什么要附录胡适的文章《易卜生主义》？有什么特别用意吗？

  熊培云：从清末到１９５０年代以前，中国评论有过巅峰时刻，出现了杜亚泉、胡适、王芸生、董时进、张佛泉、储安平等睿智而坚定的评论家与思想者。从《东方杂志》、《独立评论》到《大公报》和《观察》，从散见于各处的农村问题讨论到宪政问题研究，一切都让我相见恨晚、无比震惊。相见恨晚是因为我不曾在教科书上得到我最想得到也本该得到的知识，而无比震惊则在于当代中国人扭扭捏捏讨论的许多真问题，杜亚泉、胡适那代人在上个世纪初已经充分讨论了，甚至包括“孩子是否需要读经”这样的小问题。而且那代人所得出的一些结论，比现在还要深刻。这其中就包括时人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引入与思考。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着重介绍的就是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他主张，一个时代要沉的时候，或是在一个坏的体制中，又或者在一个现实的逆境中，都要先把自己救出来。而群体的自救也是建立在无数个人自救的基础之上。附录这篇文章，也是我自己比较推崇胡适和那个时代评论的一个注脚。

  “农村问题”更多是“城市问题”

  《文化广场》：１００年来，乡村问题一直被各个时代的学者所关注，你的“乡村纪事”系列也是如此。你如何看待乡村问题之于整个中国社会的意义？

  熊培云：谈到“农民问题”，前两年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存在着“四农”问题，即在“三农”外再加上“农民工问题”。对于这种“标签游戏”我是颇不以为然的，“农字头问题”越多，可能离中心议题越远。而我最想说的是“农民没问题”，“农民工也没问题”，所谓“农民问题”、“农民工问题”等等更多是“政策问题”，是“城市问题”，农村问题在农村之外。

  对于即将出版的这本书，我没有急着对“三农问题”下出一揽子结论，而是准备了很多材料，重新梳理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当然也穿插了不少自己的观点。说起风格，也许就像是印象派的画吧。我备好了足够多的颜料在画布上，星星点点，条条块块，什么样的图案或风景，观者自有心得。这将不是一本纯粹的学术著作，我写不来那种东西，但它一定很丰富，耐人寻味。基本上每一篇都是完整的，有的甚至更适合朗读。比如《１９８０，在路上的美好年代》那一篇，有学播音的学生给它做了朗诵录音，还配了点音乐，在网上流传很广。

  我喜欢在微博上写评论

  《文化广场》：在你的写作中，写时评和专题研究的比重是怎样的？

  熊培云：前些年时评写得比较多，最近写得比较少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微博对原来的写作方式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原来的写作需要很多铺垫，现在用微博，一百多个字就能把观点简单表达出来，而且还不用浪费那么多树木，不用印出来。同时，通过微博，我慢慢又把自己记日记的习惯捡起来了。当然，更多时间还是花在专题研究上，按着自己的计划在写东西，而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约稿。

  《文化广场》：信息的传播方式已经改变，未来的时评会以一种怎样的形态呈现？

  熊培云：我想微博式的评论应该会比较受欢迎吧，它还会有继续成长的过程。同时特别深度的评论也不会少。反而是平面媒体，尤其是日报类的评论会受到很大影响。至少我自己已经写得少了。最好的状态当然是希望微博只是丰富而非缩减评论的种类。我写了一年多的微博，不仅记录了些灵感式的东西，也增进了我的思考。

  想写部反映“７０后”的小说

  《文化广场》：公众心目中，你是用时评建立自己的影响力，如何看待时事评论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熊培云：中国改革船到江心，各种利益纠葛不清，各种冲突连绵不断，时评更多是在梳理这些具体的冲突，推进事态往好的一面发展。与此同时，时评对民情及官员素质的培育也起到非常积极的影响。虽然零碎，但是日常，能在生活中扎根。有时候它是疾风骤雨式的批评，但更多时候它是和风细雨式的改造。

  《文化广场》：能谈谈下一步的写作计划吗？

  熊培云：我“提着笔杆子进城”的时候，最初的梦想是要写小说的。我一直有写一部小说的计划，当然未必是自传体小说，但一定会有“７０后”的生活。一来自己比较熟悉，二来想让自己内心安宁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