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民自由》

为生歌唱

媒体的年度盘点又热火朝天地铺开，与上一年不同的是，这次多了一个十年回眸的话题。十年茫茫，新世纪的航船已离岸十年。回顾当然是为了前行，然而，“此行何去？赣江风雪弥漫处”，时代似乎已经到了话说得再多、再有道理也没用的时候了。但是，人不能让话给憋死，有话还是得说。过去我们有一句很熟悉的话：“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么，在回首十年的时候，就让我们把千言万语汇成这个书名好了：《让人民自由》！
　　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约翰·邓恩的这部《让人民自由：民主的历史》（尹钛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11月）以历史、语言概念及政治实践三重叙事的框架讲述“民主”在人类政治史上的登场与演变，使“民主”的来龙去脉清晰地展现在历史与现实的图景中。在古代雅典城邦中，它成为一种权力的组织方式和一种生活方式，以后却式微达两千年之久；然后它作为一个现代政治的选择方案而起死回生，在经历过美国独立和法国革命之后，逐渐成为现代政治中最能被接受的政治管理模式。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语义的变化与政治实践的扑朔迷离使它在延续的同时增加了复杂性，在不断唤起忠诚的同时也不断招来了恐惧与反对。如果从整体性表述的角度来看，该书或许还不如收入《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分别由R. A. 达尔和B. R. 巴伯撰写的两个“民主”条目来得好些，但是它的长处是在对历史语境的还原中阐释“民主”这个概念与政治实践的细微变化，以及它曾面对的各种质疑和抵制。
　　作者在书中追问的是，“为什么，竟然是这个词，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终极政治赞誉的词语角逐之争？它究竟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使它取得了这样极为出色的胜利？我们现在认为的民主所暗含的那些观念，如何最终并且在经历了如此多的世纪之后，压倒了那些在如此漫长的时期内轻而易举地统治那么久的各种观念的？它是怎样抖落身上的一长串狼藉的声名，使自己（这样一种记录形式）从一种不掺感情的描述或者使人憎恶的描述性的词，变成了一种人们充满信心且语意坚定地向别人推荐的政治方案？它又是怎样获得其雅典的发明者从来没打算赋予它，也根本无法想象到的那种普世性的魅惑力的？”“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意味的词语的极为政治化的历史。”（第4页）但是，作者并没有美化这一不断取得胜利的统治方式，相反却是处处设置质疑、常常表示出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弊端的批判。在经过权衡之后，应该说，民主是人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由而决心付出的代价（第10页）。在书中，作者对美国革命的论述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观念的发展，以及在经过法国革命之后它在欧洲政治中的登场。最后，作者坚定地否定了那种以文化传统差异为理由拒绝民主这种政治模式的说法，甚至进一步指出这些民主的反对者虽然隐藏有对西方和美国的不满，但更重要的还是他们仍然具有赖以继续统治的基础和方式，而这种前景则是在内部被公开地推翻（第203页）。为什么与其他制度相比只有民主制度最能接近于“让人民自由”的理想？因为只有这个制度最有可能与思想自由、表达自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是对个人自由的极大压迫。
　　当然，“让人民自由”的声音在公共媒体和网络、博客甚至微博中的回响远比在政治理论家的著作中更能直接地介入生活、推动社会的改变。著名的网络评论家杨恒均博士的博文集《家国天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12月）就是在这个思潮激荡、呼唤变革的时代中“让人民自由”的强烈呼声，其博文之红火，其实也正是在因为广大读者群的心中回荡着这一声音。著名时评家鄢烈山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认为，“最值得研究的是，他在哪些方面触动了中国社会有独立思考追求者的心弦？从他的‘议题设置’及众多读者的关注，我感到在看似麻木冷漠拜金的当下，具有公共精神、关心祖国与民族命运的人并不在少数，借用鲁迅的话说，是‘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这是令人欣慰和鼓舞的。”杨恒均的这些文章多从生活所见、所闻入手，但是着意的却是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精神生活和现实处境等宏大的问题；他在种种生动、有趣的故事叙事中反复阐明着民主的理念、自由价值之可贵，抒发着真正的热爱祖国与追求民主自由共生的情怀。作者被称为“民主小贩”，他不但欣然接受，而且越叫卖越起劲。难得的是，他深知真正有价值的是他所贩卖的货色——那些关于民主与自由的观念与信念，而这个贩子本身绝无值得崇拜之处。为此，他从粉丝对他不断的崇拜中严肃地看到了“贩卖”的失败——失去了怀疑的精神和反思的能力，怎么能够说明民主启蒙的成果呢？传播民主自由的思想与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紧密联系，这恰好正是“让人民自由”的基本内涵之一。这样的“民主小贩”多了，“让人民自由的呼声”就喊得满街都是，自由就很难不露面了。
　　李长声先生写日本的文章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就从《读书》杂志上开始拜读的，最近读到陈子善编集的这部《哈，日本》（中国书店，2010年9月），又重新体味到当年读他那些妙文时感到的乐趣。在我看来，李长声写日本的首要显眼之处是他对日本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功力之深厚、品味之纯正，恐怕在当下文人中是难有比肩者。由于都是文化散文的笔调，不容加入注释，但是在全书中处处显示着作者对日本研究的精深，如果是转换为学术文体的话定将会增加浩繁的史料出处。只有以最深厚的学养为根基，仿佛是随手拈来的文化遐思、历史笑谈和现实解读才能葆有沉甸甸的分量，这也是学者之为散文的最大特色。
　　当然，长声先生绝非仅是从书斋里讨生活，他的性灵与文思都如满树耀眼的樱花，在艳阳下光彩怒放。他的文字既有平实的史实叙事，但在文思翩翩处更有一种洒脱的豪情奔涌于笔端。《樱花与大和魂》的开头，意象与声籁齐发，短短的一行字就把那种樱花开落的审美气势写得淋漓尽致：“樱花像泼妇，哗地开了，又哗地落了。”在比较中国人之赏梅花与日本人之赏樱花时，他品出了两种文化的差异：“看梅花看其迎春，或许文人也生出好死不如赖活着之感；看樱花看其散落，怕是连平民百姓也忘乎所以，慨然赴死。”这种对比既形象，又颇有深意。
　　与李长声不同，著名专栏作家刘柠的《下流的日本》（新星出版社，2010年9月）更多地关注的是日本的政坛态势、政治家的进退、社会百态背后的制度问题，显得更具有现实研究的前沿色彩。
　　与李长声对日本的体察、研究是以中国文化为底蕴一样，刘柠也是以跨文化的眼光敏锐地捕捉着日本社会的情势，但是似乎又更自觉地多了一份对国内思想脉搏的把握。例如在谈到国内主流媒体对日本兴趣的某种心态时，他直言对国内那种关于所谓的“中国模式”的话语逻辑的厌恶，认为最好“多谈些问题，少谈些模式”（第178页）。这足以显示出作者具有清醒的认识。近日，国内各大媒体报道了一则消息：据调查，日本国民对中国有好感者竟低至百分之二十。李、刘二位“知日”高手，对此是否会有感而为文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