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抉择：自由还是安稳？

笑看今朝

　我们会有很多梦想，想着等着一天去一一实现它；随着我们开始工作，步入纷扰急促的社会后，开始思考，我是要漂泊不定的自由，还是要安稳世俗的工作？其实，无论面对爱情、学业还是事业，对自由与安稳的取舍始终困扰着人们。怎样才能做出正确抉择？


　　卡罗琳·朵曼（Carolin Dohmen）一直以为自己所有的选择都是正确的，直到某一天她意识到自己可能错了。她中学就开始关心未来的职业前景，做这件事永远不嫌早。她为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刻苦学习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对她而言，此时一切机会之门都是敞开的。她进入了大学的分子生物科学系，这是门未来学科，这样的学问总会有用。“你以后就不用再担心了。”她的父母这样说。


　　几周后，卡罗琳坐在汉堡阴暗的试验室里开始发愁。在中学的生物课上用显微镜观察细胞还挺有意思。但一辈子都干这个，真是正确的选择吗？兴趣刚过几天就已经消退。“我在那儿坐得越久就越紧张。”卡罗琳回忆说。原本她可以松口气，因为未来有了保障。但现在，正是这一点让卡罗琳感到恐惧。人们会不会因为前景太可靠而放弃学业？选择安稳会不会错了？


　　去实习还是去南美旅行？ 安稳和自由的抉择！


　　在自由与安稳之间犹豫不决，这样的情况每个人迟早都会遇到。我的专业该给我带来一段美好时光还是一份好工作？我该和男友搬到一起住还是去国外学一个学期？去实习还是去南美旅行？在大学期间，人们要在短时间内面临如此多的重要决择，这种情况在人生其他阶段几乎不会出现。城市、住房、工作愿景、伴侣 – 从中学毕业到大学毕业这段期间，不能再改变的东西少之又少。而如此多的可能性都可以用两个标签进行分类。一类是“自由”，另一类是“安稳”。


　　“恰恰是在面临复杂决策时，我们倾向把事情简单化，倾向于草率地忽略一些视角或信息。”洛桑大学研究决策问题的学者乌尔里希·霍弗拉格（Ulrich Hoffrage）说。这样一切问题就能被清晰归类，而问题也就随之而来。首要问题是“自由”与“安稳”的标签会产生误导。它们不是指引方向而是制造神化，通常与现实无关的神话。


　　有关安稳的神话是这样讲的：“选择一些牢靠的东西，你的未来就安稳无忧了。”这是卡罗琳·朵曼遵循的道路。2008年，在她上12年级时，美国首家投资银行破产。新闻里充斥着劳动市场前景暗淡的预测，人们谈论着停止招收新雇员以及经济危机之类的话题。卡罗琳渐渐觉得不确定将来学什么，靠什么挣钱是危险的。


　　安全需求怎样在人群中扩散是社会学家盖德-约阿希姆·格莱斯那尔（Gert-Joachim Glae?ner）研究的内容。他表示，人们的安全需求之所以强烈首先是由于旧规则的解体。以前每个人都归属于一个团体，手工业者有各自的行会，人们通过这些团体或行会也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如今每个人都属于多个团体，但没有哪个团体能让我们获得百分之百的认同感。“个性化使人们越来越不容易把自己归入某个固定模式。”格莱斯那尔解释说，这就引发了人们对可靠性的渴求，随着事件和传播的急剧增加，这种渴求还会更加强烈。这位社会学家还补充说：“我们生活在一个高速旋转、似乎已经失控的时代。福岛核电站，金融危机……我们听到一个又一个灾难，而且速度惊人。”


　　这样一来，寻求安稳似乎就成了顺理成章。统计数据提供的信息可以告诉人们学什么专业，选什么工作更有保障：工程师的空缺职位要比德语语言文学多得多。在职业发展过程中，专业和学历对入职工资，找到第一份工作的速度，以及获得固定合同的机会都至关重要。


　　不过统计数据只代表可能性，并不能提供绝对保证。退一步看就会发现，完全依照概率来调整生活是荒谬的。人们真会因为听说慕尼黑房子难找就不搬去那里吗？人们真会仅仅因为未来伴侣之前曾分过五次手，每次交友时间平均四个半月就拒绝与之交往吗？


　　毕竟生活是复杂、难以预料的。如果谁为了能规划可靠的将来而放弃一些事物或者作出重大妥协，那么当结果出人意料，未能如愿时，他就会格外痛苦。“如果一个人20岁出头就把所有赌注都压在安稳上，那他要冒很大风险。”心理学家约瑟夫·阿尔伯斯（Josef Albers）说。他认为，大学期间以及刚毕业的一小段时间给年轻人提供了最好的机会，让他们能随心所欲、不必妥协，让他们去发现自己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年纪越大，这种机会就越难弥补。因为责任义务以及对安稳和连贯性的需求会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发布者：濮阳百姓人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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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的大部分事都难以预测 ！


　　当人们被不满折磨得寝食难安，安稳也就失去了价值。卡罗琳·朵曼的情形就是如此。第一学期她还勉强应付了下来，记公式，看显微镜，通过考试。“再多一个学期就不可能了。”卡罗琳说。于是她中断了学业，花了半年时间去思考未来。她到亚洲旅行，并在那儿找到了想要找的东西。回到德国，她在饭桌前向父母坦白了自己的计划：想和朋友去柬埔寨盖一所孤儿院。卡罗琳的父母震惊了，卡罗琳则很快乐。几天后她坐上了前往柬埔寨的飞机。当她和朋友乔希抵达那里时，十几个孩子就住在几堵破墙之间。“头几个月特别艰苦。”卡罗琳笑着回忆。


　　卡罗琳一开始选择了安稳，但其承诺的结果并未得到兑现。被贴上“自由”标签的决定似乎才是更好的选择。亚里士多德曾说：“把安稳看得比自由更重要的人注定要当奴隶。”自由需要更多勇气，但也会带来更多喜悦。


　　摆脱束缚与依赖，做自己感兴趣的事 - 关于“自由”的神话听来很诱人。瓦伦丁·冯·泽格尔（Valentin von Seggern）中学毕业后就和朋友组建了乐队“Irie Révoltés”，他们演奏雷鬼和嘻哈乐，他吹萨克斯，他们获得了成功。瓦伦丁跟最铁的哥们儿一起在欧洲巡回演出，他们坐着巡回大巴从一个俱乐部前往另一个俱乐部，每天都有不同的演出。“我的生活节奏紧凑极了”瓦伦丁说。与此同时他还开始在大学学习计算机，这更多是出于兴趣。稳定的将来？有保障的工作前景？这些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但很快，本应自由自在的乐队生活却让他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演出和排练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他很难再兼顾大学的学习。瓦伦丁渐渐明白了自己必须作出抉择，他说：“我意识到了生活前景对我的重要性，我需要知道我要为自己打造怎样的未来。”


　　自由需要付出代价。25岁的马克西米安·诺尔茨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一年前从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并没像很多同学那样去大公司申请工作，也没进行实习。他做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让他真心喜欢的项目。他在多个国家为歌德学院举办讲座，帮柏林乐团组织“迷你音乐会”，还为“苏丹行动“组织前往非洲。但这种自己作主的工作方式也要付出代价：它会侵占大量的业余时间。马克西米安说：“我总是在工作。没有业余时间，没有周末，没有固定的休假。”甚至他在某些时候要经常通宵工作。这样一来，自由创造变得几乎不再可能。


　　在自我实现的理想背后经常也隐藏着自我欺骗：“很多这一领域的自由职业者会接受任何他们能接到的活儿。到最后会产生很多的依赖性。”社会学家兼作家卡地亚·库尔曼（Katjia Kullmann）这样表示，她的著作《真实生活》描述了这种自我剥削式的所谓幸福生活，也引发了很多讨论。自由最后变成了自己的对立面：依靠一个接一个项目过活的人，就对下一个雇主产生了依赖。于是，工作中真能自己作主的部分受到了限制。相反，干朝九晚五的工作不用担心生存问题，头脑反而更加自由。大多时候，安稳是自由的前提。


　　瓦伦丁·冯·泽格尔最后决定，不再依赖巡回演出生活。音乐现在成了他的业余爱好。他说：“巡回演出、乐队，所以这些都令我怀念。但如果我选择它们就必须放弃很多其他的东西。”卡地亚·库尔曼认为，有关自由的这一部分，需要妥协以及具有依赖性的部分很少有人提及，因为那会有损那些幸福的自由人的光鲜形象。


　　有关自由或安稳的承诺经常会产生误导，但这并非唯一的难题。除此以外的第二个问题在于：人们做出的决定事实上经常不是自己的决定。


　　“就某种程度而言，做决定的自由是一种错觉。”柏林工大职业培训与教育研究所的海科欧·史蒂芬森（Heiko Steffens）解释说：我应不应该这么做？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受社会影响。家庭，父母的职业，教育背景，朋友的生活方式 – 所有这些都影响着人们的愿望和观点。换句话说：人们的很多理想并非产生于自己的内心而是来自周边环境。人们相互影响并相互制约，一方面形成固定的价值体系，但另一方面也对个人的决定产生了限制。选择大学专业是这样，选择爱情以及个人的生活目标也是如此。


　　某个渠道的消息说，哪儿都需要工程师。另一渠道的人告诉孩子父母，学法律“更保险”。与此同时，朋友圈里还有人休学一个学期，并把在新西兰的照片贴上Facebook，以此告诉大家，遵循自己的愿望去寻找自由是多么美妙。研究决策问题的学者乌尔里希·霍弗拉格表示：“当我们努力想要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时，外界的很多因素都在对我们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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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赚钱的人对安稳有不同看法


　　但很多人最先关心的根本不是这个问题。卡罗琳·朵曼很幸运，她父母替她支付了第一学期的学费以及柬埔寨的部分生活费。如果没人帮自己埋单，上完课还要去餐馆端盘子赚钱，那就必需自己为自己创造安稳环境，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对自由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们选择的方向也可能受社会背景影响。家里经济条件较差的孩子一般更愿意上注重实际应用的专科大学而不是注重研究的综合大学，他们更倾向学工程、机械制造而不是文学、艺术，这样的选择会带来安稳。而很多富家孩子则想要逃离安稳，他们要去追求自由与自我实现。由此可见，同样的生活模式对一些人而言很完美，但对另一些人则是恶梦。


　　既然不能完全自主，“自由”和“安稳”的标签又有多重含义，那还能凭借什么进行抉择呢？清醒的头脑。心理学家克里斯朵夫·伯格尔（Christoph Burger）认为，了解自己受哪些因素影响，清楚自己行动基础的人更容易做出正确的决定，他说：“如果我知道我离开家环游世界的原因是我需要自由而并非了解这个世界，那我很可能会对这种行为提出质疑。”


　　当然了解自己真正的需求并非易事。研究决策问题的学者乌尔里希·霍弗拉格说：“当我们考虑是否要做某件事时，我们应该问自己：我这么做只是因为它对我有利或者会为我带来更好的前景，还是因为我对这件事本身感兴趣？”我们还应问自己“如果这么做需要我做出一些牺牲，我是否还愿意孤注一掷？”乌尔里希·霍弗拉格认为，只有那些因为对事物本身的热爱而做出的决定才能真正让人自由。


　　女学生萨斯齐亚·霍尔茨（Saskia Holz）所做的正是这样一个决定。本来她一直清楚自己要去哪里：柏林。但等事到临头，就在中学刚毕业的时候，她又犹豫了。她是不是应该留在科隆会更好？学师范并且和男友托比亚斯（Tobias）搬到一起住？柏林听起来很刺激，但科隆是她了解的城市，在这里托比亚斯未来会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很多人都说，她绝对应该到柏林去。但最终萨斯齐亚还是留了下来。“很多人可能都认为，刚上大学就每晚与男友和猫一块挤在沙发上有点儿太早了。”她说，“但我就想这样。我们也经常搞庆祝活动，我并不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


　　心理学家克里斯朵夫·伯格尔认为，自我欺骗最容易让自己的愿望落空，最为危险。毕竟最终涉及的是自己的安稳与自由：“越少被其他东西牵着鼻子走越好。无论那是吓人的统计数字还是别人的浪漫梦想。”


　　安稳与自由之间的正确抉择需要每个人自己做出。瑞士哲学家兼作家彼得·毕里（Peter Bieri）曾说，当人们也能够做出不同行为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自由了。真正的自由是每个人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