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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成秋峻  中国煤炭报2016年5月30日8版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第一次看到钱钟书这样描写他的妻子杨绛时,我被震撼到了。八个字里面,有对妻子的爱慕、欣赏、依恋、尊重与感谢。其实在这赞誉里,还能看到一个温柔、知性、才华卓越的女人形象。能被大文豪如此赞誉的女人,该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
    杨绛是著名作家、戏剧家、翻译家,著作等身。就杨绛的学识、建树,我们应该尊称她为先生。先生在百岁时说:“树上的叶子,叶叶不同。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料的事发生。我每天从床上起来,就想,今天不知又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这是一段让人读后可以引起无限深思的话。先生100多年的阅历所沉淀出的是这样的一种回归,也唯有起伏跌宕的人生才可以呈现极致的优雅。而这优雅也因爱情的滋润而芬芳馥郁。那就说说爱情吧。
当一对男女初次见面时,如果男孩子一语道清底细,开门见山地说:“我没有订婚。”而女孩子落落大方地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这就该是典型的一见钟情了。1932年,杨绛和钱钟书在清华大学就这样开启了一段世纪情缘。后来钱钟书曾回忆初见杨绛时的样子,写下这样的诗句:“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二人在书信往来中情感与日俱增,当钱钟书在一个假期准备回家乡的时候,杨绛已感觉到他们是坠入爱河了。那么,结婚吧。
    1935年,杨绛和钱钟书先登婚姻殿堂,再赴留学之旅。在与钱钟书留学的日子里,杨绛不仅收获了知识,还收获了爱情结晶,同时也不断地坚实人生的信仰,就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信仰。信仰有时会遭受一次又一次的考验。杨绛回国后,曾有国外的大学抛来橄榄枝邀其任教,可是杨绛坚持当年留学的执念——为学救国,为学强国。所以,她始终留在国内。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她的脸上也看不到埋怨,看不到悲伤。“人能够凝练成一颗石子,潜伏见底,让时光像水一般在身上湍急而过,自己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她这样的沉稳、安然、平静,天地也不能撼动。
    无论在哪一个年代,如果敢于用生命去换取一种价值,都是可敬的。杨绛做到了。为了保护好钱钟书的《谈艺录》书稿,她在接受日本人传唤时,冒死将书稿分藏两处。同样,钱钟书的短篇小说《人·鬼·兽》得以出版,也是杨绛以命相胁的结果。这样的举动,不仅仅是对爱人单纯的热爱,更多的是对中国文化艺术的珍惜与拯救,同样可谓之大义。
    民族、国家,杨绛守大义。对于自己的小家庭,她又是一位肯付出、甘“低下”的“灶下婢”。柴米油盐有时和一个文化人似乎是不搭边的,杨绛却用她一双妙笔生花的手在上海沦陷、家庭陷入窘境时,辞去保姆,亲自为丈夫端茶送水。当钱钟书常常为灯泡坏了、煤球用完了烦恼时,杨绛用一句“放心吧,有我呢”来化解。在两位学者组成的家庭中,杨绛担任着主内又主外的角色,而且演绎得精准而绝妙。
    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甘愿付出的女人,此话不假。但是从普遍情况看,这位甘愿付出的女人多半是贤淑、善良且“女子无才便是德”型的家庭妇女。杨绛绝对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当她的剧作《称心如意》《弄假成真》等家喻户晓时,她仍然潜心研究文字,悉心照料家庭,一颗如水的心始终平静。
    岁月是一条长长的河,有了爱的相伴,人生变得具有意义。对于相伴半个多世纪的恩爱夫妻,更会在患难与共中找到相互依赖的支点。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再见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的愈远,愈怕从此不见。”然而,1998年,钱钟书还是走了,在此前的一年女儿也去了,这世界留下了杨绛一个。在钱钟书病中,杨绛说:“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看到这段话时,我哭了,这是一个永远都在奉献的人,她对丈夫的爱多么深沉。
    丈夫走后,杨绛仍然笔耕不辍,有多部作品出版。其中《我们仨》引起强烈轰动。101岁时,杨绛出版了《走在人生边上》,她写道:“一个人有了信仰,对人生才能有正确的价值观。佛家说人生如空花影,一切成空。佛家否定一切,唯独对信心肯定又肯定。‘若复有人……能生信心……乃至一念生净信者……得如是无量福德……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为什么呢?因为我佛无相,非但看不见,也无从想象。能感悟到佛的存在,需有经久的锻炼。如能把信仰传授于人,就是助人得福,功德无量。”先生的话正是自己的一个写照,她为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累计捐款一千多万元,这就是对文化事业的信仰所转化的行动吧。
    早年,先生曾译过一首英国诗人兰德的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如今,先生走了,却留下一抹馨香永驻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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